缓解新生代农民工“双重脱嵌”困境 （2）

通过“制度赋权”和“在地适应”缓解困境

面对新生代农民工目前脱嵌于各种次级制度安排的情况，笔者认为，应通过“制度赋权”来加以应对，其中最重要的是赋予其劳动权益与政治权利。对于劳动权益，我们应改变既有制度供给的“城市中心主义”立场，基于新生代农民工参与城镇经济活动的劳动者身份赋予其相关权益，并以此作为劳动关系管理和社会保障供给的基础。这种转变会影响农民工对城镇体制性支持系统的稳定预期，继而也会提高他们对劳动合同与缴纳社会保障的重视程度，从而在社会保障水平和心理意愿上“嵌入”体制。对于政治权利，则可通过制度安排赋予和保护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权利，强化其话语权。“制度赋权”除了要建立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之外，还要让新生代农民工参与到制度供给安排的讨论和决策过程中，改变政治权利的“悬空”状态，使这一群体能够在争取权利与实现权利上居于更主动的位置。

与“制度赋权”相比，如何重构新生代流动人口与“传统”之间的关系则更为艰难。在城镇中，我们应重点关注如何对农民工基于血缘、亲缘、地缘的社会支持系统予以保护或鼓励，使其能够发挥积极作用。

首先，要保护新生代农民工的传统关系网络，其中最重要的是对家庭化迁徙和定居提供政策性支持。家庭在为流动人口提供物质与非物质支持方面能起到很大作用，相关政策应提供流动人口家庭化迁徙所需的支持。近年来，就业机会的增加、住宿条件的改善等诸多因素使得以核心家庭为单位的流动越发普遍。人性化的配套政策设计，既能保护和维系流动人口的初级支持网络，也能提高他们在城市中的心理适应程度。

其次，在其居住社区和就业场所采取“在地适应”措施，来降低流动人口对迁入地的心理疏离感。虽然新生代流动人口与乡土社会的关联在市场化与流动迁徙过程中不断弱化，但也有证据表明，他们仍习惯于群体聚居并从事同质性较强的工作，因此，新型的社会关联也在逐渐形成，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基于业缘的互助纽带和基于共享生活空间的邻里关系。加强流动人口对业缘群体和邻里群体的归属，不仅可为其在相对陌生的环境中提供一种类传统式的保护，也能据此培养心理适应，并引导其融入城市的制度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