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权力家族化”毒瘤如何才能根除

中国文化的心理结构决定了亲情至上，导致权力家族化无法根除。只要这一心理结构持续存在，无论你变换什么样的制度，它总能见缝插针，变相再生。

据报道，山西运城“房媳”张彦因两个户口和多套房产被停职调查，她的背后是以运城市原财政局局长孙太平为核心的“官员家族”--“房媳”丈夫孙宏军是原夏县公安局局长，孙家成员及亲属至少15人在运城市担任官员、公务员或国企领导。（2013年6月24日《新京报》）

一人被调查，一个家族落马，看上去让人心惊的现实，在今日中国并不是稀罕事。北京大学冯军旗博士访谈某县161名副科级及以上干部写出博士论文《中县干部》，描写了和山西运城相似的农村：一个普通县城有21个“政治大家族”和“140个政治小家族”。“房媳”所处的“政治家族”只是不小心露出狐狸尾巴的那一个。

所谓“权力家族化”，我认为有两个重要方面：一是与家人亲友共享权力，二是与家人亲友共享财富。二者密不可分，但各有所重：前者是利用手中权力将家人亲友提拔，形成权力场中的近亲繁殖；后者是利用自身特权为家人亲友谋利，形成权力与财富的循环互动。“权力家族化”催生出以血缘和姻缘为纽带的“官员家族”，内部彼此勾连、互相庇护、荣辱与共，衍生出畸形的官场生态。本文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分析这一现象，并尝试提出解决的办法。

中国历史上的权力家族化

权力家族化在中国历史上起源甚早。三代行“封建”，分封的往往是自己的亲戚、族人；爵禄皆世袭，从天子、诸侯、卿大夫甚至到最普通的官职莫不世袭。尤其是西周“封建亲戚”（《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政治制度完全以血缘宗法为基础。然而，“世卿世禄”也意味着任何一位官员的爵位都不能随便任免，天子不仅不能随便废除诸侯，甚至不能随便废除身边普通的工作人员（如宰、工、史之类），这对王权不能不是一个限制。另一方面，爵位的世袭还意味着每个人必须上对得起列祖列宗、下对得起子孙后代，这当然也是一种约束。然而，这种制度最致命的局限，是容易导致诸侯兴起、地方割据。到东周时期分封世袭的弊端彻底暴露，随之而起的是长达五百多年的战乱。

应该承认，从战国游士的兴起到秦汉郡县的确立，是对权力家族化制度的沉重打击。人才的流动加大了，官员的选拔公开了，家族和背景的作用削弱了。但这丝毫也不意味着权力家族化就消失了，相反，它以新的方式凸显出来，并体现了顽强的生命力。因为当世袭不再，当权者就可以为所欲为，提拔亲信的阻力小多了；当世禄消失，为官者就没了稳定感，依赖裙带的欲望强多了。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郡县制虽然废除了世卿世禄，却废除不了世家大族。虽然从汉到唐，中央政府为完善郡县制作了不少努力，但门阀世族仍然控制着国家官员的选拔和任命。如果说在西周，权力家族化采取公开、合法的形式；到秦汉以后，权力家族化则采取间接、隐蔽的方式。宋代以来，随着门阀世族毁于战乱，科举制度全面落实，权力家族化再受重创，“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现象有了根本扭转。但即使如此，也不意味着权力的家族化就消失了。明代的中央集权和清代的部族政治，都使得外戚、宦官更易登上权力中枢的核心。

西汉地节四年（公元前66年），汉宣帝下令将前朝大司马、大将军霍光家族满门抄斩，与霍氏相连坐诛灭者达数千家。霍光本汉室重臣，功勋卓著，堪称忠良。但他长期专权，让自己的亲友一个接一个登上权力舞台的中心，又纵容家人占用皇室资产，聚敛无量财富。故司马光说霍氏之败是因为“光久专大柄，不知避去；多置亲党，充塞朝廷；使人主蓄愤于上，吏民积怨于下”（《资治通鉴》卷25），而班固则用“党固亲连”（《汉书·霍光传》）四个字来形容霍光家族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情形。可以说，霍氏之灭是郡县制下“权力家族化”的一个典型，类似的情形在后世几千年中从未中断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