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对“政策试验”的逻辑审视
（一）“要素整合”：“政策试验”的存在逻辑
“政策试验”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于中国政策过程中，是由于中国的经济社会转型在制度探索方面选择了一种“要素整合”模式，而“政策试验”就是实现“要素整合”的基础性方法论工具。
中国以实践基础上的制度创新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了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的理论指导。对于如何推动中国的经济社会转型，中国共产党本着对人民、国家和历史高度负责的态度，在综合考虑了方方面面的因素之后，慎重地选择了一条稳健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道路，强调在实践摸索中逐渐进步而不是“一步到位”。在决策思想中根深蒂固的实践传统、转型战略中所秉承的渐进主义、各地方各部门的自然和历史条件具有天然或后天造成的差别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并未盲目照搬来自域外的现成方案，而是将自身长期积累下来的方法论工具创造性地运用于转型实践中，通过来自现实检验的不断反馈来追求制度变迁和创新。
虽然中国的经济社会转型历程没有采用“一揽子方案”，但也并非简单意义上的仅仅是一味重视实践经验而不看重理论指导。实际上中国的各种改革也是在一定规则的指导下启动并进行的，只是它并不是某一具体的理论或学说，而是在“实事求是”思想的指导下，本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原则来不断地对各种要素进行有效整合，致力于将传统经验与现代方法、外来方案与本土实践、理论设计与实际探索中可以为我所用的积极成分有机地结合起来。“要素整合”是中国的体制转型在制度探索方面的根本性特征。
“政策试验”，就是作为实现“要素整合”的基础性方法论工具而存在的，致力于实现“要素整合”的过程主要就是不断进行政策试验和探索的过程。这是对“政策试验”的基本定位。“政策试验”不仅仅是一种具体的改革方式和手段，它更是中国制度转型中所运用的一种“大方法论”。通过多样化的试验类型和方法，既可以对各种新旧、内外制度要素进行具体的实践性操作，观察这些制度要素在现实中运行的效果，以决定其是否能够为我所用以及如何有效地使用；也可以在局部地区和领域内，就某些特定的改革议题先行开展改革探索和制度创新，挖掘和开拓其他新的制度要素。这既充分体现了中国在掌控转型进程和规避风险上极为审慎的一面，同时它也是中国政府在决策和施政活动中能动性、灵活性的集中体现。
（二）“吸纳—扩散”：“政策试验”的过程逻辑
进行“政策试验”的目的不在于试验本身，关键是要将从试验中得来的成果应用到更大乃至全国性的范围中。“政策试验”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试验对象不断推进政策创新以及成功的政策创新不断在全国进行推广的历程。基于此，笔者将通过“政策试验”来推动制度变迁的过程归纳为一个“吸纳—扩散”（Ａｄｏｐｔｉｏｎ-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的变化轨迹。分散式试验所形成的政策选项首先需要被自下而上地“吸纳”进入政策议程，其后它又是从局部逐渐地“扩散”到整体中。
“吸纳—扩散”式的制度变迁过程具体可分为如下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中央（上级）对地方（下级）经验的“吸纳”。在形成于地方（下级）分散试验中的政策实践发展为更大范围甚至全局性的正式制度过程中，首先必须获得中央（上级）的认可，若干个政策选项只有被中央（上级）所“吸纳”，才能进入议程设置，即通常所说的“先进典型”、“典型示范”。通过地方（下级）分散试验和中央（上级）吸纳相结合，使局部经验有选择性地被整合进入全局性的政策中。在吸纳的方式上，既有自下而上逐级递进的，也有跨层级跳跃式进展的。
第二个阶段是将吸收而来的地方经验进行“扩散”式的推广。对于来自局部试验的政策方案，通常不会一蹴而就地全面铺开，而是采用“扩散”式的方法来推行，对旧有政策进行逐步替换和更新，常说的“由点到面”、“逐步推广”就是对这一阶段及其方式的形象说法。这既是出于稳健和谨慎的考虑，同时也是渐进式“要素整合”策略的内在要求。另外，试验设计者在扩散过程中还会一直密切关注政策施行的实际效果，不断反复吸纳和整合产生于政策推广过程中的经验得失，对原有方案进行不断的修正和调整，评估政策实施的效果以决定扩散的速度和广度，甚至还可以中止推广过程。因此，“吸纳—扩散”的制度变迁过程并未完全遵循线性的发展轨迹，在其间还存在着复杂的往复循环和互动。
（三）三个层面联动：“政策试验”的演化逻辑
未来改革时期内“要素整合”所发生的新变化，会使得“政策试验”的具体内容及类型发生相应的改变。未来时期的“政策试验”将越来越强调总体设计、间接指导与自发探索之间的相互补充和配合，从宏观、中观、微观这三个层面系统推进。
目前，中国的经济社会转型进程已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这具体表现为部分领域的改革逐渐步入成熟期，部分领域的改革开始进入开拓期，同时改革的复杂性、关联性越来越突出。这些新的阶段性特征会使得“要素整合”的制度探索模式产生相应的变化和分化。这些变动所产生的综合性作用将会共同影响到“政策试验”的内容及类型。这具体表现为：在较为成熟的改革领域，“政策试验”应越来越强调整体性、综合性和规范性，加强对试验的系统设计；而对于正步入开拓期的改革领域及事项方面，单一性和自发式的“政策试验”仍要居于主导地位。
经过较长时期的探索和积累，目前中国部分领域的改革已经进入到成熟期和总结期，制度建设以及相应的“政策试验”在经历一段时间的磨炼后日臻成熟，并总结出一套较为完整的办法。同时，随着经济社会转型向着纵深前行，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也日益显现，牵涉面越发广泛，开展单一性的改革试验已难以达到预期目标，需要对试验类型及方法进行相应的调适。因此现在既有必要、也有条件和能力强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安排，明确改革的优先顺序和重点任务，将整个改革战略分化设置为更为细化的多个试验项目，在进行总体布局的基础上分别开展重点突破，然后再重新进行整合。“政策试验”的整体性、综合性、规范性程度将越来越明显。它表现在试验类型上就是：提升试验区的“体量”、加强对具体“试点”的统筹。近年来不断设立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以及2010年7月29日出台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所公布的10个改革试点，即是对这一发展趋向的证明。
当然，强调对“政策试验”进行总体规划并不等于忽视甚至放弃单一式分散试验的方式。随着改革议程的不断更新，对于那些新近启动的改革还缺乏相应的知识和经验积累，缺乏成熟的想法，事实上难以进行总体规划，开展少量的单一性“政策试验”仍具有显著的积极意义。总而言之，在对“政策试验”这一重要方法论进行调整和优化的过程中要避免泛泛的一概而论，既要强调总体规划，也要注意充分调动各方面的改革积极性，尊重首创精神。
综合起来，笔者认为未来应从宏观、中观、微观这三个层面系统推进“政策试验”：一是涉及重大标准、重要制度改革的试验，以及复杂、敏感、系统性强的改革，由中央层面直接进行统筹谋划，在做好整体设计的基础上统一组织实施；二是对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的试验，由省级人民政府和中央有关部门在中央指导下开展相应试点，取得经验后，再总结推广；三是各地尤其是基层结合自身实际，根据总体要求，自行组织改革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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