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城市化应谨防“欧洲化”（5）

中国经济的“欧洲化”

上面探讨了中国走过的城市化发展道路，其实当前最重要的争论已经不是城市化的水平或者速度的问题，而是在哪城市化的问题，是在东部城市化还是内地城市化，是否需要控制大城市发展，鼓励中小城镇发展？我的看法是，对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必须跳出城市化本身，从全球化的大背景和中国自身区域经济发展的视角来看城市化的路径。如果不按照市场规律配置资源，带来的结果是低效率。结果，就不能像美国这样通过人口自由流动缩小地区之间人均GDP的差异。中国经济如果继续按照这个模式发展，就会出现本文所说的“中国经济的欧洲化”。

让我们先回顾一下欧洲债务危机产生的背景。如果从经济理论出发，欧洲债务危机需要两大条件：一是市场分割，二是统一货币。欧洲的国家多，语言、文字不一样，文化、饮食也存在很多差异，就算是制度上没有劳动力流动障碍，欧洲的人口流动仍是不充分、不自由的。与美国相比，美国可以实现州之间的人均GDP一致，欧洲却实现不了，法国、德国的人均GDP大约是希腊两倍。在这样一个区域，如果实现货币统一，各个成员国就失去了自己的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从根本上来说，一个国家的汇率由其劳动生产率决定，如果一个国家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但汇率不变的话，这个国家的出口货物就越来越便宜，于是就会产生升值的压力，来达到贸易的平衡。欧元区只有一个汇率，在制定欧元汇率的时候，起决定作用的是欧洲各个国家的平均劳动生产率，结果一定是最终的汇率对劳动生产率最高的德国、法国是偏低的，而对希腊这样的国家是偏高的，希腊因为汇率偏高而难以出口。在出口受限的情况下，经济发展受到制约，而国家要提供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直接途径就是借债。特别是在全球经济处于扩张时期的时候，大量借债，一旦当经济出现紧缩，还债能力降低，从而爆发主权债务危机。如果希腊是一个独立的有自己货币的国家，当出现债务危机的时候就应该贬值，刺激出口，使经济增长，税收增加，还债能力就会提高。而在欧元区，各国丧失了独立的货币政策，希腊不能单独让欧元贬值来刺激经济。这是欧洲债务危机产生的深刻的经济学道理。

若把中国与欧洲进行对比，中国今天的问题跟欧洲可以说非常像。中国是统一的国家，有统一的货币，但同时，也有严重的市场分割和劳动力不自由流动的情况。如果劳动力自由流动，中国每个省人均GDP长期会趋于一致，但是现在的情况是上海人均GDP几乎是贵州的7倍。人民币的汇率反映的是全国的平均劳动生产率，这样的汇率相对于内陆地区的劳动生产率来说是偏高的。这样，内陆地区难以出口，再加上地理劣势形成的更高的运输成本，出口困难会更为严重。与此同时，地方政府要为本地居民获取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的资源，而自己通过发展经济所获得的资源又不够，于是就会产生强烈的借债冲动。在中国，内地省份还有一个资源来源，就是中央给地方的转移支付，但是中央担心地方乱要钱，于是会要求地方政府为中央转移支付支持的项目进行配套。一些欠发达地区又没有足够的配套能力，这会进一步加强地方政府借债的动机。地方政府债务在2009年以后增长很快，与地方政府需要配套“四万亿”支出计划有关。

在上面的逻辑之下，中国很难消解地方政府的借债冲动，更不用说中国未来还要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市政债。要走出这样的怪圈，要实现持续有效的增长，并且要借助于大国优势，把人民币变成世界第三大储备货币，中国必须消除市场分割，促使劳动力充分自由地流动，而内陆地区未来就像美国的内陆地区一样只能专业化于本地有优势的产业，从而减轻其提供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财政压力。这意味着未来中国人口仍将向沿海地区和内地的少数都市圈集聚。站在这个高度看城市化的路径和未来城市人口的分布，才能看得明白，因为这是一个国家战略问题。

在目前情况下，中国出现的地方政府债务危机在经济学机制上和欧洲债务危机有异曲同工之处。如果地方政府出现债务持续增长的现象，最终很可能逼迫中央政府来买单。这时，中央政府能做的无非以下几件事：一是中央直接帮地方政府还债，二是地方政府债务还不了，银行出现大量坏账，中央再给银行注资。这两个途径都取决于中央政府是否有足够的钱。如果中央财政的钱也不够，就可能成为新一轮通胀的原因。不管怎样，欠发达地方的债务和投资项目中的低效率是要由全体人民共同承担的。在全国范围内，相对发达且人口众多的东部地区会承担更多。换句话说，东部较发达地区的人民在享受这个国家是一个大国的好处的同时，也要承担作为一个大国的一员的责任。这种责任有两种承担方式，一种让劳动力自由地流动，这意味着作为人口流入地的东部地区要创造更多的就业和经济增长，并且给流入的劳动力提供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如果劳动力流动不自由，那么，大量内地省份没有流出的人口也需要就业，政府相应需要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如果这些地区的经济增长潜力受到了地理劣势和统一货币的双重制约，将产生借债冲动，最终较发达地区还是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只要给定统一的前提，并且较发达地区也享受了大国的好处，那么，对欠发达地区的义务就必然通过上述两种形式实现。相比之下，若人口自由流动，会促进效率的提高，同时也会带来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而若控制人口的自由流动，最后结果是效率损失和不能持续的经济增长。

当前中国虽然总体上债务与GDP之比还可以忍受，但地方政府债务增长速度已经快于GDP增速，这非常麻烦。而如果分地区来看，债务负担更重的是一些内地省份。图6描述的是2012年人均GDP和负债与GDP比率的关系。东部省份总体来讲债务与GDP比率在20%到40%之间，江苏虽然债务总量很大，但是GDP总量也很大，债务与GDP比率在20%左右。但是内地省份就分成了两组，一组是没有钱，也没借很多，债务负担也不是很重，即图中左下部分。还有一组是债务负担很重的省份，比如贵州的债务占GDP比重已经达到70%，产生潜在的还债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