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城市化应谨防“欧洲化”（6）

结论与警示

通过本文所讲的理论和数据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深刻理解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里面有一句话：必须要积极稳妥从广度、深度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如果不减少政府的干预从而实现资源的市场配置，在东部出现的是成本上升、企业外迁，在内地出现的则是投资驱动的低效率增长以及大量债务的累计。因此，相应的政策含义是东部需要降成本，最重要的就是增加供应居住土地，包括要盘活低密度产业园的存量土地。而内地要提高效率，未来大量的劳动力还是要向东部地区和内地的区域性大都市圈进行转移，从而达到人口的集聚，这对下一轮的服务业发展尤其重要。当人口更多从内地转移出来的时候，财政政策上就需要辅之以向内地的转移支付，解决医院不足、学校不足等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问题。但是来自中央的财政支持和地方政府的资金应该减少无效率的生产，工业园遍地开花的局面必须得到遏止。除了农业、旅游、矿产这三大行业之外，内地的制造业应该以服务于本地需求为主，比如提供内地的食品、服装等。此外，内地也可以布局一些不依赖海运的产品（比如电脑芯片是通过飞机运的），这类产业不需要接近海港，可以布局在内地的成都、重庆等都市圈。

最后再来谈谈效率，中国现阶段的发展不能放弃效率和效益。否则，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经济将面临两场考试，这两个考试正在检验过去十年中国经济走过的道路。一场考试来自金融市场，最近债务负担不断往上升，而股市的市盈率持续走低。一方面大量富人移民，另一方面人民币出现贬值的趋势，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是人民币的走势预期跟经理人采购指数（PMI）高度相关，PMI反映了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乐观或悲观的预期，近期人民币贬值跟未来的经济增长预期不乐观有关。未来几年里中央银行会推动资本项目下的人民币可自由兑换，如果中国不能实现高质量高效率的增长，而债务持续增长的话，若实现了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人们就会把手中的人民币资产换成美元。这就是市场经济规律，中国难逃金融市场的检验。

还有一关就是全球化，今天中国经济已经高度开放，如果中国经济效率下降、成本上升会导致产业外逃，特别是人为推动生产成本上升的政策会削弱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这样的政策非常危险，必须调整。如果资金与产业外逃同时出现，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增长的目标难以实现，这样，人民币国际化的难度也将增加。

当前社会各界需要凝聚共识，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来认识当前的城市化和经济发展道路。中国的经济发展需要统一、效率与平衡三个目标的协调，以促进市场统一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为手段，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实现区域经济在人均意义上的平衡发展是根本出路。为此，必须以国家整体利益至上，摒弃地方主义和短视的发展政策。

注：本文总结了作者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3&ZD015）和重点项目（12AZD045），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273055）中开展的研究，向宽虎、张航和钟辉勇对数据处理有实质性贡献。本文内容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复旦大学“星空讲坛”、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开发银行“中印城市化比较研究”项目会议、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等多处报告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