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重新发现”马克思述评 （3）

（三）政治危机

西方学界、商界、政界都有人认识到，在这场系统性危机中政治危机占有重要地位。

法国《回声报》2011年10月7日发表该报子刊《焦点》月刊总编埃里克·勒布歇《世界危机首先是西方政治危机》一文说：“金融危机演变成了经济危机，而经济危机又引发了债务危机，债务危机又导致了政治危机。”该文既说明西方政治危机的源头，又强调西方政治危机的突出地位。

美国战略预测公司总裁乔治·弗里德曼对危机的实质提出自己的见解：“当前，蔓延全球的经济危机其实质是一场政治经济危机。”他分别论述了美国和欧洲的政治危机。关于美国的政治危机，弗里德曼认为，在美国，“操控华尔街的金融精英……因为私利几乎违反了信托行业的所有准则，将社会和道义上的责任统统抛之脑后，这背后隐匿着巨大的政治危机”。关于欧洲的政治危机，弗里德曼认为，“欧洲正面临两场因经济原因而起的政治危机——人们普遍认为欧洲的政治精英和金融精英根本是一丘之貉；另一场危机则完全是典型的欧洲危机——欧洲的部分国家已经开始互不信任，很可能演化为一场欧盟的生存危机”。弗里德曼强调：“政治危机的后果是最可怕的”。（11）

如前所说，像挪威首相斯德尔滕贝格这样的西方政要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主任尚达曼这样的国际组织高官都认识到西方已经发生了政治危机。

连续数年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愈演愈烈的社会动荡，严重困扰西方国家政府，导致这些国家发生政治危机。此次西方政治危机的主要表现形式是政府危机。不少西方国家政府被西方媒体所说的“倒台病毒”传染，一个接一个地倒下。

在西方政治危机中，第一个倒下的是比利时首相伊夫·莱特姆。他被西方媒体称为西方政治危机的“第一个受害者”。2008年，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蔓延到希腊时，莱特姆向比利时国王阿尔贝二世提交辞呈，辞去首相职务。2009年，由于新首相范龙佩出任欧盟主席，莱特姆才意外地重任比利时首相。比利时政坛混乱，党派纷争激化。莱特姆于2010年4月22日又向比利时国王阿尔贝二世提交辞呈，到2011年4月22日，比利时整整一年处于“无政府状态”。在此期间，比利时国王阿尔贝二世前后6次任命负责组阁事务的7位协调人，均以失败而告终。这是历时最长的政治危机，创造了吉尼斯世界纪录。比利时人说，“人们都不希望创造这个耻辱的记录”。对党派纷争感到厌倦的两万多人走上布鲁塞尔街头，举行“耻辱”大游行，呼吁各政党领袖尽快进行坦诚对话，组成联合政府，早日结束政治危机。

在西方政治危机中第二个倒下的是冰岛保守派吉尔·哈尔德政府。美国雷曼兄弟公司2008年9月15日破产，几天之后冰岛爆发金融危机。同年10月，冰岛全国三家最大的银行宣告破产，冰岛接着陷入经济危机。民众对政府十分不满，哈尔德政府于2009年1月26日被迫宣布辞职。哈尔德本人受到指控，他是因金融和经济危机遭到起诉的唯一西方政要。

继欧元区成员国比利时和欧盟成员国冰岛之后，受到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强烈冲击的欧洲政坛局势不稳，欧元区成员国和欧盟成员国政府倒台事件频繁发生。

在欧元区成员国中，继比利时政治危机之后，爱尔兰、葡萄牙、希腊、意大利、西班牙也都陷入政治危机。2011年3月，爱尔兰总理布莱恩·考恩下台；2011年3月，葡萄牙总理若泽·苏格拉底政府下台；2011年11月9日，希腊总理乔治·帕潘德里政府倒台；2011年11月12日，意大利民众涌上罗马街头，高呼口号，要求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下台，同日贝卢斯科尼被迫辞去意大利总理职务。贝卢斯科尼政府倒台的次日，意大利经济学家马里奥·蒙蒂被任命为总理。2012年12月21日，被称为“灭火队员”的、上台才一年多的蒙蒂政府辞职。2011年11月20日，西班牙议会选举，结果是执政党西班牙工人社会党遭到惨败，西班牙首相萨帕特罗下台。荷兰是继上述欧洲五国之后陷入政治危机第六个欧元区国家。2012年4月23日，荷兰首相马克·吕特内阁辞职，政府下台。2012年5月15日，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奇下台，黯然搬出爱丽舍宫。

在欧盟成员国中，继冰岛政治危机之后，英国发生政治危机。工党在议会选举中败北，英国首相戈登·布朗下台。其他一些欧盟成员国，特别是东欧的欧盟成员国，也先后爆发了政治危机。

在欧洲政治危机中，右翼势力在欧洲政坛抬头，这是值得注意的新动向。

欧元区成员国的政治危机导致欧元区能否继续存在的信心危机，“欧元区解体”的预测不时出现。同样，欧元区危机和欧盟成员国政治危机也导致欧盟能否继续存在的信心危机，“欧盟解体”的预测也不时出现。

美国政治危机与欧洲国家政治危机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在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的强烈冲击下，美国政治精英和金融精英相互依存关系被充分暴露，占领华尔街运动对金融资本与政治权力相互勾结表示强烈抗议和极度不满，恶性竞争的两党政治导致国会分裂，分裂的国会险些导致美国从“财政悬崖”边缘坠崖，险些导致主权债务违约，受到各方强烈谴责的美国金融危机罪魁祸首完全不受任何法律制裁，政治精英想方设法给金融精英控制的金融体系大量注资，并默许金融精英继续掌控金融体系。这一切使美国政治民主陷入难以为继的困境。

（四）意识形态危机

这里讨论的意识形态危机不是指全面的意识形态危机，而是特指新自由主义这种意识形态危机。新自由主义危机既包括作为意识形态的新自由主义危机，也包括根据新自由主义理论构建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的危机。现在重点讨论前者，后者在本文讨论经济危机时已有过论述。

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2009年5/6月号发表了两篇涉及意识形态危机的文章：一篇是加拿大约克大学教授利奥·帕尼奇的文章，另一篇是美国进步行动基金中心研究员马特·伊格雷斯亚的文章。帕尼奇说：西方再现马克思热和《资本论》销售热“标志着此次危机范围之广、破坏力之大，已使全球资本主义及其卫道士陷入意识形态的恐慌。新自由主义正统派学说的信仰已经发生了内爆”。很明显，帕尼奇所说的“意识形态的恐慌”和“新自由主义正统派学说的信仰已经发生了内爆”是同一回事。也就是说，帕尼奇所说的意识形态恐慌就是新自由主义危机。伊格雷斯亚说，“这是一个向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学习的时代”。这一提法表明他实际上感觉到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已经陷入危机。

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这场危机中提出了“意识形态危机”。他说，意识形态危机是指“由自由市场意识形态导致的危机”。斯蒂格利茨2011年7月6日在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发表《西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危机》一文，指出：“几年前，一种强大的意识形态——对无拘无束的自由市场的信仰——几乎将世界经济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他认为，从里根在20世纪80年代初出任美国总统到2007年危机爆发，是自由市场意识形态的全盛时期，“目前由自由市场意识形态导致的危机还在继续，远未结束”。可见，斯蒂格利茨所说的意识形态是指自由市场意识形态，是指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他所说的意识形态危机是自由市场意识形态危机，也就是新自由主义危机或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危机。斯蒂格利茨划分了自由市场意识形态全盛时期和自由市场意识形态危机时期。在美国，自由市场意识形态全盛时期是20世纪80年代初里根出任总统到2007年危机爆发，自由市场意识形态危机时期从2007年开始，现在还在继续。

斯蒂格利茨论意识形态危机的文章发表后，意识形态危机即新自由主义危机成为西方许多人的共识。西方报刊和网站出现了不少批判新自由主义的报道、访谈和文章，异口同声地谴责新自由主义及其严重后果。

在西方学界，意识形态危机、意识形态恐慌、新自由主义正统派学说信仰危机、新自由资本主义危机、市场原教旨主义危机、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危机、自由市场极端主义危机、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危机、自由放任主义危机、美国倡导的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危机等多种用语同时并存，实际上都是指新自由主义危机。

西班牙《起义报》2012年1月15日报道，法国经济学家热拉尔·迪梅尼尔接受采访时说：“当前的危机不是简单的金融危机，而是新自由主义这一不可持续的社会秩序的危机。这场危机迟早会以某种形式爆发，但它在2007～2008年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在美国爆发了。”迪梅尼尔在这里把这场危机看做新自由主义的社会秩序危机。

西班牙《先锋报》记者拉斐尔·波奇2013年12月27日在西班牙《起义报》发文说：“今天伴随着全球变暖危机以及前所未有的新自由资本主义危机，整个世界都处于危机之中。”在这里，波奇认为，除了生态危机，导致全球危机的是“新自由资本主义危机”，英国历史学家埃·霍布斯鲍姆指出“所谓市场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市场万能论”是一种宗教信仰，而没有现实性。他说：“过去数十年里，人们以为市场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这在我看来更像是一种宗教信仰而缺乏现实性。马克思早就曾警告过，以剥削为本的资本主义终将自我摧毁。”（12）霍布斯鲍姆说：“‘市场原教旨主义’已经失败。”“自本次危机爆发以来，人们谈论更多的还是《资本论》的作者马克思，因为马克思理论的中心就是批判和解析资本主义。”霍布斯鲍姆不仅认为市场原教旨主义已经失败，而且认为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失败导致马克思的回归。

英国学者迈克·约翰逊认为，美国倡导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肯定会被抛弃。他说：“西方出现对资本主义的不满情绪，说明资本主义确实出了很多问题。……面对经济危机下的种种不确定性，唯一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倡导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势必会被人们抛弃。”（13）

美国作者安迪·斯特恩认为，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正在被丢弃进历史的垃圾箱。他说：“曾在20世纪辉煌一时的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正被丢进21世纪的灰烬中。在各个国家都应当成为经济团队时，‘美国队’的成绩单惨不能睹。这将激励美国领导人反思，而非总是沉溺于已千疮百孔的自由市场极端主义。”

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弗朗西斯·福山原来是“历史终结论”的主要鼓吹者，断言历史终结于资本主义。然而在本次危机中，福山的观点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他认为，美国式资本主义已经跌下神坛，自由主义市场或新自由主义模式将受到审判。美国《外交》双月刊2011年3/4月号刊载南希·伯索尔和弗朗西斯·福山的文章《后“华盛顿共识”——危机之后的发展》，该文认为，自由主义市场模式即新自由主义模式将受到审判：“如果说这场金融危机让一些发展模式受到审判的话，那就是自由主义市场或新自由主义模式。”作者对美国式资本主义的前途做了估计：“这场危机凸显了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不稳定性，面对失业威胁的民众期望政府能够提供一定社会保障。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即使没有完全丧失信誉，最起码也不再占据主导地位。”作者批评美国一些机构仍在对美国式资本主义抱有幻想，指出国家干预经济的理念将得到提升。关于市场失灵和国家干预的关系，伯索尔和福山提出了新的预言：“很多美国机构认为，经济增长面临的威胁更多来自政府的无能和腐败，而不是市场失灵。鉴于美国式资本主义已经跌下神坛，这种看法有可能开始转变。这场危机和一些国家对其做出的有效反应很可能提升一种理念，即发展中国家称职的官员能够高效率地处理国家对生产部门的干预。”（14）这一预言的核心内容是，美国经济增长面临的威胁是市场失灵，随着美国式资本主义跌下神坛，发展中国家高效率地干预经济的理念很可能提升。

甚至在西方商界，也有人谴责英国和美国的新自由主义。大投资家乔治·绍罗什在接见彭博社采访时说，“目前正在经历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危机，这要归咎于20世纪80年代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和美国的里根总统所信奉并推行的自由放任主义。撒切尔夫人和里根都以为市场具备自行调节机制。”（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