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党内潜规则的多维研究视角
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从党内潜规则与反腐败、党内文化建设、党内民主运行、党内显规则的关系，党内潜规则的发展演进的历史趋势等不同角度对党内潜规则进行了研究。
一是从反腐败的角度，认为党内潜规则是反腐败斗争最后也是最强大的一个堡垒。党内潜规则作为一种规避显性规则而追逐不当利益的行为规则，其盛行已成为侵蚀改革开放成果、阻碍社会进步发展、危害国家长治久安的一大顽症。中国当前社会的一些腐败与不公正，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显性规则机制不健全，同时不良潜规则对法律法规产生很大的离心力，使得法律法规难以准确无误地起到维护公正的作用。在党内潜规则的运行过程中，当事人进行私下交易时，为隐蔽这种交易，规避正式规则，必然要达成一个“分利联盟”。党内潜规则本身就是以滋生和维护腐败网络为己任，并形成一个由不同层级的权力和非法利益交织而成的具有派别性质的“利益集团”即“圈子”，维持这个“圈子”则是利益均沾，通俗地称为“近亲繁殖、肥水分赃”。“圈子”中形成共同腐败的权力保护网，这既可以使“圈子”里的人拥有强大的“组织后盾”，又可以分担个人腐败带来的风险［10］。党内潜规则是政治运行中的一个痼疾，应采取有效措施破除，破除党内潜规则已经成为推动反腐败斗争有效深入开展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和现实着力点［7］。
二是从党内文化建设的角度，认为廉政文化建设对治理党内潜规则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首先，廉政文化建设能为治理党内潜规则提供正当合法的价值理念支撑。当前，党内潜规则能够存在、盛行和发挥作用，从根本上说是制度原因、风气原因、党员的价值理念异化等原因相结合并自发运作的必然产物。其次，廉政文化建设能为治理党内潜规则提供有利的社会环境。因为制度的灵魂是文化，没有文化观念做思想基础，制度难以制定，就是制定出来，也难以落实。制度发挥作用离不开文化的氛围和环境，而且文化本身就是无形的制度，具有制度的意义和作用。最后，廉政文化建设是治理党内潜规则的根本出路。潜规则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文化，文化问题的解决离不开文化的力量。有学者提出，应该正确对待我国目前潜规则泛滥的情况，努力消除潜规则对道德生活的影响，打破潜规则的运行机制和文化依赖是改善道德生活的必需选择［11］。要达到根治党内潜规则的目标，必须使整个社会形成这样的文化氛围，即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普通市民都有强烈的规则意识，以显规则代替潜规则，使人们不是信奉而是普遍鄙视潜规则，这种显规则意识的养成就是廉政文化建设的过程。在一个有着丰厚潜规则积淀的古老国度里，没有文化观念的转变和文化素养的提高，要从根本上消除党内潜规则，只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12］。
三是从党内民主运行的角度，认为党内潜规则严重影响了民主集中制的运行成效。由于我们民主集中制中用于规范领导集体议事决策的规章制度建设一直存在着一些明显的不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如某些制度弹性大、操作性不强，缺乏对家长制作风、一言堂等现象的制度防范机制，对集体领导成员决策行为缺乏有效的制约等弊端，这为党内潜规则的产生提供了有利的条件［8］。因此，要制定完善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具体行为规范，消除党内潜规则带来的暗箱操作等危害。
四是对党内潜规则与党内显规则的关系，学者主要概括为五种存在形式。第一，“显”“潜”互补。潜规则与显规则的互补性表现有两种情况。一方面，当显规则不能为人们提供充分的预期行动时，潜规则便自然而生，来填补显规则留下的空白。由于党内现行制度不可能面面俱到，制度空白、制度缺陷为潜规则留下用武之地。另一方面，由显规则的空白地带诱发而生的潜规则便显示出自身的强大的生命力。如“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便是对潜规则最好的注解。第二，“显”“潜”并用。一些人为了自己的利益，惯于断章取义，为己所用，马列主义对人，自由主义对己，两边都有好处、都占便宜，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第三，“潜”存“显”亡。潜规则盛行时，自然挤占了显规则的空间，显规则有时名存实亡。第四，假“显”实“潜”。例如，一些腐败分子表面上并不排斥显规则，甚至表现出对显规则十分重视，大会小会讲并不断丰富显规则的内容，但他们的目的并非运用和维护显规则，而是为了用它来掩盖自己的腐败行为。第五，混淆“显”“潜”。混淆黑白，当显规则和潜规则搅和在一起，让人莫衷一是时，规则就变成一些人的手中玩物，乘机浑水摸鱼［13］。
五是从党内潜规则发展演进的历史趋势角度，有学者认为，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看，潜规则属于历史范畴，其根源就在于社会经济基础。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是潜规则滋生和蔓延的经济基础。一方面，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对社会生活有决定性的影响，但决不排除文化传统、习俗等其他社会因素的影响力，在现代社会已经丧失经济基础的潜规则现象仍然有滋生和蔓延的可能；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时代的不断进步，党内潜规则现象自然会逐渐消亡［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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