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时代变迁中的大国关系 （3）

4．稳固的国际社会

在意识形态斗争减少、经济利益高度重合的同时，人们常常忽视了国际社会诸多共识性的规范、规则和原则(也就是所谓“基本制度”) ：市场、民族主义、外交、国际法、主权、人类平等。

这些“基本制度”主要是西方霸权的遗产，但是，其中很多方面———尤其是主权、民族主义和人类平等———已然根深蒂固，它们在全球范围内就像足球一样深入人心。与此同时，“全球公民社会”也得到长足发展，稠密的跨国网络在从商法到环境的很多问题领域都深化了国际社会。

当然，这并不是说对一些规范的解读不存在争议(如不干涉原则) 或者关于某些原则的分歧已经消弭(如人权的普世性及其含义)。但是，随着冷战终结及市场的胜利，国际社会又平添一项有力的规范。无论实行资本主义的大国之间有何种分歧和争端，它们都视维持一个有序的全球贸易、生产和金融体系为己任。全球市场要求在会计、银行、财政和货币政策，贸易和公司治理方面有共同标准，某种程度的透明化也成为市场有效运行的必需。当所有大国都是某种形式的资本主义的时候，上述制度和规则就为一个多元的、和平共处的国际社会奠定了基础。

5．涉及“共同命运”的问题

“无中心的全球化”的第五个特点是一系列涉及“共同命运”的问题，这也是拜现代性产生的相互依赖所赐。其中一些问题显而易见：环境保护，大国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以及维持稳定的全球贸易和金融体系。在未来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只会增而不减。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气候变化问题是一个尤其有趣的例子。从理论上说，所有的国家都应肩负起保护环境的责任，但事实并非如此。

所有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在追求经济增长中无法自拔，因为增长缩小贫富差距、维护政权合法性。未受节制的增长与这个日益拥挤的星球和迅速变化的环境之间形成了根本性的紧张关系。如果格陵兰岛或者西南极洲的冰原大面积融化，全球的海平面将升高14米，这将淹没很多沿海城市(比如伦敦、上海和纽约)和人口稠密的地区(孟加拉，以及尼罗河、湄公河和密西西比三角洲)。

这种变化将重写国际关系，后果殊难预料。但是，无论是自由民主资本主义的美国，还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中国，都出于对增长的担心而在环境治理方面裹足不前。在“无中心的全球化”时代，在经济增长—环境治理上的取舍可能会成为不同形式资本主义的关键性问题。

6．复杂的认同变迁

这个时代的第六个特点是极为复杂和难以捉摸的认同变迁。虽然轴心时代的宗教和哲学，以及以往的帝国的确在很大范围内塑造过一些共同认同，但是19世纪以前的认同主要是地方性的。现代化革命带来的交通和通讯的新技术把整个世界缩小，也把地方性认同置于一个全球语境之下。同时，地方性认同也开始面临一系列崭新的认同概念的挑战，尤其像是个人主义、民族主义、“科学种族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以西方为中心的全球化时期，上述新的概念改变和重塑了包括西方在内的每个地方的认同政治。它们削弱了王朝统治，使之不复作为政治认同的首选；它们也挑战并且改变了——但并没有彻底消除——宗教、血缘和部落等旧时认同。民族主义几乎在任何地方都俨然成为政府合法性的来源，并加剧了政治“领土化”(territorialization) 的趋势。相形之下，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种族主义等概念则得到了不同程度且有争议性的接受。

上述西方中心时代的遗产仍未褪色。像部落、宗教、民族之类的地区性认同依然强大，但它们之间有了越来越多的接触和融合：一方面是移民的作用，另一方面则是全球资本主义的逻辑使文化商品化并把其产品推向世界各地。无论是否出于情愿，现在每个人都比过去更了解他人的食物、音乐、服饰、体育、宗教、政治和其他文化实践。在地方性文化相互融合之外，也有少许普世性的认同浮出水面：

比如，在法律和政治面前人人平等，以及对资本主义的广泛接受。人权概念依然高度争议，但无人质疑人人平等。地区性变成了全球性的，文化多元主义已经成为大多数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依然主导性的西方式现代化概念也越来越需要接纳其他文化的观念和实践。有时这些观念和实践的融合就产生了新的文化形式，比如，融合性的美食和音乐；而有时它们之间也会有零和性的冲突，比如，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自由原教旨主义。地方性认同之间的接触和融合，以及某些普世性认同的出现，都在逐渐侵蚀所谓“领土政治”(territorial politics)。

中国、俄罗斯和伊斯兰世界等都在奋力保护本土文化、抵御西方价值观，这似乎表明应以“文明冲突论”的视角来理解认同政治，但事实并非如此。“文明冲突论”更适合用来叙述过去，而非展望未来。在过去一千年的时间里，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史的确充满了暴力和侵略并在19世纪达到高峰：基督教的十字军东征，穆斯林侵占印度、安纳托利亚、巴尔干和伊比利亚半岛；欧洲征服并占领美洲，英国夺取印度；欧洲列强的坚船利炮敲开中国和日本的大门，19世纪非洲和中东的殖民化，以及日本对东北亚和东南亚的侵略。这些文明的冲突留下了巨大的遗产，不仅体现在一些社会内部在文化上的紧张关系和暴力冲突，也体现在国家之间由于历史问题所导致的争端，比如围绕着以色列的问题，东北亚局势，以及土耳其与欧盟及其中东邻国的关系等等。尽管有以上种种遗产，回首过去并展望未来，文明冲突很难成为今后的主旋律。

现在还很难给这种复杂的认同变迁下太多定论，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认同变迁将是之后数十年国际关系的一个核心特征，其未来的展现方式也将多种多样。目前看来，多元文化的共处、融合和冲突都将存在。很多关于移民和领土的争端也不会凭空消失。现代化已经几乎席卷全球，即使是伊斯兰圣战组织也采用了现代化的组织方式和武器装备，而与此同时，互联网正在使社会组织的基础“非领土化”。地方性认同之间的频繁接触同时孕育了宽容、融合和冲突。毫无疑问，一些难以预料的新情况将会出现，因为互联网技术有利于某些现有和新兴的社会组织形式(也削弱某些旧有的组织)，同时，新观念的涌现也催生一些新的认同团体。至于少数尚且脆弱的普世性认同是否及如何发挥影响，笔者无从预测。不过，过去20年中人权作为一种合法性规范的日益强化，这似乎表明，未来它将更具普世性和影响力。

也许这里用一个类比比较适当：现在的世界就像以往的美国。美国曾经把自己看作一个大熔炉，所有的民族都可以被同化为美国人(种族的同化则稍显困难和曲折)，同时它们还会保持相当程度的早先的认同(因而有了“带连字符的美国人”的说法)。也许，未来的世界将是一个更大范围内的美国大熔炉的初级版：不是文明的冲突，而是一种分化和同化的复杂交融。那么上述六个特点对未来几十年的大国关系意味着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