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时代变迁中的大国关系 （4）

三、对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议

综上所述，一个“无中心的全球化”的世界正在呼之欲出，超级大国将不复存在，只有大国和地区强国，而与不同政治制度相结合的资本主义则主导全球政治经济。地区秩序强于全球秩序，但是在全球层面也存在着一个由一系列规则规范支撑的多元化的国际社会。国际社会成员以共存为主，但是围绕着共同问题(比如，军备控制和环境治理)和共同课题(比如，贸易和大科学)也有相当程度的合作。认同的差异化仍将存在，但是不同认同间的分野将会更加模糊，共性更加突出。未来的世界秩序将会看到更为均衡的权力分布，可资利用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反对霸权的强大规范，以及亟待解决的共同问题。与此同时，“世界性”或者说“全球性公民”社会(及全球“非公民”社会)借助互联网不断成长。它们已经扮演了重要的全球性角色，并在规范建立、武力使用，以及文化交流和融合上发言发声，并与国家、跨国企业和国际组织共同构建国际社会。

以上种种情况说明，大国间的共生共荣不仅可能也很必要。未来的大国关系不仅将取代19世纪和20世纪西方占支配地位、一种文明独大的状况，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权力分布相对均衡的古典秩序的回归。但是，“无中心的全球化”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不仅有相对均衡的权力分布，同时又具有高度的一体化和相互依赖。未来不同地区的发展会继续高度关联，其不均衡性会进一步缩减。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民族和国家都希望把自己的文化推向世界，也希望自己的价值观在国际社会和全球公民社会中占有一席之地。在缺少超级大国霸权的情况下，国际社会必须建立在共同规则和共同利益的基础之上。如果说过去20年超级大国的领导成少败多应该并不为过，从恐怖主义到核扩散，从中东乱局到环境治理和全球经济皆是如此。因此，就政策有效性来说，世界失去美国的领导可能并不值得惊慌，而且某些国家也毋须再为了反对美国霸权而反对其政策。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无中心的全球化”面前一片坦途。如果“无中心的全球化”既可行又可取，那么我们应当如何做些什么呢？

目前的主流国际关系争论———至少是在西方———似乎都要维持某种形式的西方霸权的现状。现实主义者认为，美国应该维护自己的地位，挫败可能的挑战者，并且运用其权力去塑造一个更符合美国价值的国际社会。

倾向于自由主义的学者试图寻找一个折衷方案，在维持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秩序的同时，使其更加非霸权化和制度化，可以接纳新的崛起国家。

那么“无中心的全球化”有什么政策启示呢？依笔者看来，以下五个原则似乎可以作为思考新型大国关系的出发点。前四个原则主要是关于大国之间及其与国际社会的关系，而第五个原则是关于大国及其地区的关系。

1．非霸权化

在一个没有超级大国的世界里，同时大国之间的战争已经不再理性，没有谁会取得全球性的支配地位，也没有谁应该寻求全球霸权。这对美国来说尤为困难，因为美国已经习惯了并致力于全球霸权，也认为自己应当是全球领导者。

这种想法也得到一些其他国家的支持，尤其是对于某些感受到邻国威胁、希望美国撑腰的国家。尽管如此，美国及西方必须了解自己并不掌控未来，不代表唯一的发展模式，其追随者也今非昔比。基于此，美国政治自身势必要经历重大调整，因为其中一个长久不变的信条和主题即是美国价值的普世性。“美国例外论”也正是由于这种普世性的自我理解。对美国来说，“无中心的全球化”的好处是它毋须再去应对其超级大国地位的挑战者，一是因为本来就不会有任何超级大国，二是因为现代化的扩展使得超强地位根本无从维持。克拉克曾指出，美国从来就不是一个全球性霸权，而只是一个“次全球”联盟的领导者，这种看法也许有助于美国调整心态。

1989年后，美国国内有不少声音呼吁建立一种民主“联盟”或“协调”，这也不符合“非霸权”的原则。因为这种看法肯定会制造分歧，一是因为它认为民主政体相对于其他政体占有道德上的制高点，二是因为它其实还是要维护美国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这等于是“公开呼吁把国际社会分为一等成员(因为民主所以是合法的)和二等成员(因为不民主所以是不太合法或者非法的)”。

基于非霸权的原则，一个更富建设性的想法或许是“资本主义大国的协调”。有些建议着眼于大国之间的政治分歧，这不足取。大国应当聚焦于共同的经济利益，并且基于对秩序的追求、共同利益、共同威胁和共同命运建构一个大国协调体系。一个资本主义大国的协调将会建立在国际社会既有的规则、规范和制度之上，它也将致力于维持全球经济秩序，同时协商从环境变迁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共同问题的解决之道。它或许还会推动大科学方面的合作，比如高能物理、天文学、外空探索、疾病防控及防止外太空物体撞击地球等等。

当然，要实现以上目标还有若干困难。美国可能不太情愿更多地与崛起国家分享权力，或者是仅仅作为大国之——即使仍旧是大国中的执牛耳者。它有可能“不识时务”地试图延续其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欧盟也需要更好地实现某种共同的外交政策。进一步说，一个资本主义大国的协调需要克服一系列的文化和政治分歧。这种协调将类似英国学派所称的“多元主义”秩序：对差异的宽容和尊重，主动适应现实权力的变化，以及担负起维护一个共处共存的国际社会的责任。

中国也必须更好地践行自己和平崛起/发展的承诺。中国的这个大战略与非霸权的原则及下面要谈到的负责任的大国原则有可能十分契合。但是，自2008年以来，中国对其邻国咄咄逼人的外交不免给和平发展打上了一个问号。中国国内强硬的民族主义者可能也很难认同非霸权化原则。他们必须接受中国不会也不应当试图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领导者，不能有“霸权轮流坐，今日到中国”的心态。与极端民族主义者不同的是，中国的主流民意对维护非霸权原则有两点优势。第一，反对霸权主义一直以来是中国外交话语的一个主题；第二，“中国例外论”主要是内向性而非外向性的(所谓“中国特色”主要是指中国与其他国家都不同，而中国要保持这种不同)，因而并不会成为像“美国例外论”那样的问题。相对于美国的普世性认同，中国的内向型认同塑造外部世界的冲动要少得多。尽管这些因素有助于中国反对全球性霸权，但在地区层面上仍有问题。如希思所言，中国官方的国家战略思维显示了很强的取得地区支配地位的企图。这种中国版的门罗主义与其“和平发展”和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背道而驰。

全球性的非霸权化不只是没有超级大国和全球领导者，它也意味着彻底与西方霸权告别，而只保留其中较有价值、被广为接受的部分。它还意味着承认权力和文化的新多元主义，同时埋葬种族主义、所谓“文明的标准”及西方的文化傲慢。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对前西方霸权时代的欧亚世界的回归。但是，现在除了欧亚世界还多了美洲，相互之间的联系也比前现代时期紧密得多。西方世界应该感到满足，因为它们将其政治、经济、社会形式和认识论都推之于世界，同时也深深影响了未来的发展方向。但是，它们现在也必须承认，其所为并非全部都是善举或者做的够好，同时也必须让非西方国家去尝试如何最好地把自身文化、历史特色和现代化的西方遗产结合起来。

2．负责任的大国

负责任的大国的原则与非霸权原则是一体两面。此原则使得权力依然是国际关系的一项重要因素。如果世界不再有一个领导者，那么，国际秩序的维系就取决于大国的负责任行为。亚当·沃特森(Adam Watson)的“体系利益”(raison desystème)概念很好地体现了这个原则。

“体系利益”定义为“维护体系符合利益的信念”，这与现实主义的“国家利益”(raison d""""etat)概念迥异。尽管国际社会有一些稳定的特性，但也存在起起落落。它固然一直都存在，但是时强时弱，并非一定会越变越强。布尔一直以来认为大国应当肩负责任，

因此也批评了美苏两国在冷战期间不负责任的行为。国际社会的有效性主要取决于时下大国的选择。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意味着遵从以下社会秩序的基本原则：慎用武力，遵守协议，以及尊重产权。布尔的以下论述值得整段引用：“大国有两种方式可以给国际秩序做出贡献：一是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二是利用它们的优势为国际社会增添一些集中决策。具体来说，为了维护国际秩序，大国之间应该：(1)维持势力均衡；(2)避免或者管控它们之间的危机；(3)减少或遏制它们之间的战争。同时，它们还可以利用其优势(4)单独地利用其地区优势；(5)尊重各自的势力范围；(6)‘大国协调’或‘大国共治’下的共同行动。”

布尔还强调，负责任的大国应该尊重其他国家的权利和地位，团结区域强国处理国际事务，呼应其他国家的正当要求，从而使得自己的领导权具有合法性。

与布尔提出上述观点的时代相比，当下大国之间的战争已经不再是什么问题，而且其论述并没有明确地反对地区霸权主义。但是，布尔的看法还是明确地指出了把“普世性例外论”(universalist exceptionalism)作为大国外交基石的问题所在。 拉格所说的“美国免责论”(American exemptionalism)——美国利用“美国例外论”及其领导地位，希望他人遵守而自己不遵守很多规则——无法立足于一个“无中心的全球化”的世界。

这样的世界所需要的是多元主义、自我克制和相互宽容，以及务实地采取联合行动处理共同问题。正是因为不再有超级大国作为跟随或反对的对象，所以各大国之间应当建立某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协调，相互协调、共同担负维护国际秩序的责任。因为没有国家可以再支配国际体系，也因为大国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别比过去一个世纪都要更小，因此负责任的大国的原则是可行的。国际社会将越来越像温特所说的对手加朋友的文化，而不是现实主义念兹在兹的对手加敌人的文化。

要实现负责任大国的目标，很重要的一点是在作为对手和朋友的大国之间培养一种互动文化。所有的大国都应该清楚它们共同认可的规范和制度，并在此基础上不仅仅自满于一个资本主义强国能够和平共处的国际社会，而是建立一个合作性的国际社会，可以承担像世界贸易和大科学之类的共同课题，以及解决像环保和核扩散之类的集体行动的问题。培养一种朋友和对手的互动文化十分重要，也许可以从一些共识性程度高的联合项目开始做起，像是防止外太空物体撞击地球。

在这方面，国际关系学科也可以有所贡献。尽管国际关系学科与公共政策有某些相同的话语(比如势力均衡、两极、相互依赖、全球化)，但“国际社会”一词却一直没有脱离学术范畴和进入公共政策话语体系。公共政策的讨论很不幸地被另一个词所占据——“国际共同体”。“国际共同体”一词常常被用来代表完全不同的东西，而且它所蕴涵的共同的价值观和情感在国际关系中过于不切实际。“社会”更多地是契约性、理性的和谈判而成的，而“共同体”更多地是情感的、基于认同的及演变而成的。这种区别在社会学中众人皆知，而公共政策的讨论也应该更多地留意这一点。“国际社会”更符合事实，其对负责任大国的本质和外交的期待也更为现实。

国际共同体可能更适用于西方，或者用于存在争议的所谓“民主联盟”，再或者某些有共同文化或意识形态的国家之间。但是，眼下的大国群体更为多元化。某种形式的大国协调有可能可以实现，而有鉴于新兴大国的崛起，政府间国际组织也需要进行改革(或者被新的国际组织所取代)。多元化的大国群体意味着国际共同体在全球范围内有些遥不可及，尽管在某些地区也许是可行的。但是，这种多元化并不是绝望的理由。如前所述，大国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别历史最小，它们有种种不同，但也有许多重要的共同价值观和利益。它们之间更多地是一个“社会”而非“共同体”，因而国际关系学者(尤其是英国学派，其核心概念就是国际社会) 应该努力让前者进入公共政策话语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