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时代变迁中的大国关系 （5）

3．意识形态的谦卑

在实行计划经济的共产主义崩溃及“华盛顿共识”破产之后，每个人都应该在意识形态上更为开放和谦卑(Ideological Humility)。现在所需要的是让不同形式的资本主义进行实验并相互竞争。让美国继续其经济自由主义，欧洲继续其社会自由主义，中国和俄国继续其威权资本主义等。每个人都应该放松下来，采取一种共生共荣的态度，同时看看不同的资本主义模式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增强国力方面的成败得失。由于其他非资本主义模式都无法持续地提高实力，所以各大国对某种形式资本主义和全球市场的依赖根深蒂固。

4．共同命运意味着共同安全

人类面临共同问题和共同命运，这一点已经没有什么疑问。在环境问题上或许存在一些争议，但是很少有人否认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共同问题。杜德尼的所谓“暴力的相互依赖”颇具说服力。

环境的变迁是否会关乎到人类文明的生死存亡，或许很快就能水落石出。即使是冷战期间的两个意识形态迥异的超级大国也承认，避免核战争和生存是它们的共同利益。因此，负责任大国的核心之一就是承认共同问题及采取集体行动，因为这些问题涉及到共同命运。这同时也意味着各国应当更多地关注“体系利益”而非“国家利益”，以及共同安全的原则。共同安全也就是说“与谁一起”而获得的安全，而非“反对他人”而获得的安全。从军事角度考虑安全通常都是指后者，前者只是在提到同盟或者“志同道合的联盟”的时候才会出现。这种传统的关于国家安全的想法现在几乎行不通，因为像全球暖化、生物和数字病毒、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以及全球经济治理等问题威胁着人类的共同命运。

“国家”安全当然还是很重要。领土争端还会继续存在，也还会有一些事端值得诉诸武力。但是由于不会再有大国间战争，不会有任何大国试图取代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也不会有类似于“要不要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大分歧，国家安全不再像以前一样动辄就是生死存亡之类的问题。共同问题和共同命运的地位越来越突出。“与谁一起”的安全超越了“反对他人”的安全。

5．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区域化和全球化

在一个“无中心的全球化”的世界里，没有超级大国，权力分布更加分散，因此区域化可能会成为像全球化一样成为未来趋势。大国或许会有其区域性的舞台，而地区间的文化差异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强化这种状况。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南方共同市场，以及其他类似区域组织都是这种趋势的先声。区域化和全球化将会并行不悖，它们之间有竞争也有互补。区域性的组织不仅有助于维持不同地区的独特性，同时如果全球化遇到阻碍还可以退而求其次，其实也可以帮助全球化更为有效。区域化和全球化的紧张关系在东亚地区的表现最为明显——东亚出现了竞争性的制度建设，但在其他地区也有类似状况。

大国对其所在地区来说往往至关重要，不过有些地区(比如非洲、中东)没有大国，只有区域性强国。在一个“无中心的全球化”时代，大国需要像重视其他大国一样重视自己所在的地区(同时与曾经的霸权体制不同，对美国投入更少的关注)。这就是为什么“无中心的全球化”没有中心。大国需要在自己的地区建立一个有稳定性、共识性及合法性的国际社会。传统安全不再是大国之间关系的核心因素，因而它们可以少关心一些相互之间的关系，而更多地把自己看作是全球协调体系的一分子并担负着治理的责任。中国应该更少地关注美国，而更多地关注自己与日本、东南亚和南亚的关系；美国应该把目光更多地放在西半球而不是亚洲和中东。中国和美国是最有可能把事情搞糟的两个国家。要双方共同克制并不容易：中国需要减少对邻国的威胁，而美国需要减少对中国的威胁。

大国对其所在区域的秩序必然会有重大影响。一个负责任的大国需要在区域层次扮演一个具有合法性的领导者的角色，但这又涉及到“霸权”这个微妙问题。霸权是不是消失于全球层面却又重现于区域层面呢？

由于不再有超级大国的涉足和干预，各大国在其区域内更容易仗势欺人。这也就意味着与区域霸权心生龃龉的小国可能很难再寄希望于外来大国的介入。同时，各大国与其所在区域的关系将影响其在全球多元秩序中的地位和能力。俄罗斯已经在寻求其缩小的势力范围内的威权性的霸权。中国似乎还在和平崛起和恫吓邻国之间摇摆，而这种不确定性反而帮助了美国维持其东亚存在，以及应对它在全球范围内的衰落。欧盟国家则走了一条不同寻常之路，它们进行了足够多的制度建设，从而变成了一种集体性大国。当然欧盟之路还未结束，其稳定性和最终结果目前也不甚明了，但是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欧洲将继续是一个安全共同体。南美洲也在进行制度建设方面的实验。

全球化的无中心意味着大国和区域强国将比过去200年更有机会书写自己的历史。帝国、种族主义及全球层面上霸权和大国战争不复存在，围绕着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分歧也渐行渐少。因此，各大国和区域强国将不太需要再担心超级大国或其他大国对其自主权指手画脚。

上述五项原则为一个正在浮现的无中心的全球资本主义秩序指明了道路。但是，对那些认为只有唯一真理的普世性价值观来说———无论是像自由主义或共产主义这样的世俗观念，还是像基督教或伊斯兰教之类的宗教信仰，这五个原则看上去可能会使世界退步而不是进步，因为它们使得世界离意识形态或文化上的同质化越来越远。但是这些原则为后西方霸权时代的多元世界提供了一个现实可行的大国行动指南，同时也说明了为何一个没有超级大国的世界不会重现19世纪30年代的噩梦。在19世纪30年代，帝国和种族主义尚有合法性，大国战争也时有发生，意识形态鸿沟巨大，没有维持全球经济的众志成城，也无人担忧环境问题。这些情况与我们所面临的世界截然不同。因此，上述五项原则所设想的全球性伙伴关系更为可行、更有吸引力，也更有合法性。相形之下，无论是一个弱化了的美国霸权，还是美中之间的“权力转移”式的争斗，都黯然失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