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时代变迁中的大国关系

一、大国关系的变迁历程

本文阐述新型大国关系及其与地区合作与冲突的关系。中美关系并非本文唯一焦点，因为笔者试图论证21 世纪初数十年间大国关系的大致图景，而中美关系只是其中一部分。

大国关系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既不像我们曾身处其中的前200年，也不像前现代的古典时代。在古典时代，世界上有几个大的权力中心，但它们之间几乎老死不相往来。那是一个“无中心”(decentered)的世界，有几个相对独立的次系统(sub-system)或者说文明，相互只有少而缓慢的接触。16世纪以来，欧洲的崛起开始逐渐地侵蚀古典世界，到19世纪，古典世界已经被完全瓦解，因为现代化革命赋予了欧洲和西方一种新的权力模式，从而使得它们的权力优势傲视所有其他文明。直到18世纪，所有的文明都还是以农业生产模式为主的时候，相对于亚洲大国，无论是军事力量、生产总值还是科学技术，欧洲的权力优势并不明显。

欧洲列国在与亚洲强国打交道时是平等身份，甚至有时还低人一等。但是到了19世纪中叶，已经成长为民族国家并经历工业革命的英国，仅仅以其在印度的一部分军队就击败了中国。即使是刚刚起飞的美国也展示了足够的海上力量迫使日本对外开放。

因此，在19世纪，西方创造了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全球化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昔日的权力中心要么被占领，要么被迫臣服，而所有的大国都是西方国家。唯有日本迅速进行了现代化革命，获取这种新的权力模式，在19世纪末成长为一个大国，并得到了西方列强的承认。19世纪和20纪的历史也就成了一个“具有中心的全球主义”(centered globalism)时代，西方国家和日本成为中心，而其他国家和地区则是殖民或半殖民的边缘地带。在这两个世纪里，居于中心的大国相互攻伐，不仅是为了各帝国的利益，也是为了争夺何种意识形态可以延续现代化革命。君主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几乎消亡，法西斯主义被第二次世界大战扫入历史，而主张计划经济的共产主义也随冷战而终结。意识形态的争斗在很大程度上聚焦于资本主义。一部分是关于是否要实行资本主义(计划经济是其主要竞争对手) ，另一部分是关于实行何种形式的资本主义：是致力于建立对抗性的、军国主义式的，基于种族或地区的集团(如法西斯主义、帝国主义)，还是致力于建立和巩固一个和平竞争的全球市场(自由主义的)。到20世纪末，这种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模式尽管没有赢得自由民主制的胜利，但却基本上赢得了意识形态之战。虽然国际社会的意识形态光谱愈发狭窄，但资本主义依然存在于不同政体，不仅仅是自由民主制，也有社会民主制和威权政体。

在意识形态争之争的同时，还有另一个现象，即法里德·扎卡利亚所称的“非西方的崛起”。现代性是一场多重革命——工业、技术、经济、社会和政治，这使得现代化的社会和国家积聚了巨大的权力。现代化扎根于西北欧，到了19世纪，美国和日本也加入进来。有一个名词最好地阐释了现代化的影响——“非均衡、关联式的发展”(uneven and combined development，UCD)，现代化革命最初使得少数以西方为主的核心国家迅速崛起，而边缘地带的众多国家和社会依然在社会、经济和政治上以农业为主。因此，这种发展高度不均衡，但由于交通、通讯和武器方面的新技术，不同地域的发展又是高度相互关联的。核心国家建立了一个殖民主义的政治经济秩序，并迫使边缘国家以从属角色进入其现代化体系。在这种“非均衡、关联式发展”的状况下，边缘国家很难进行现代化革命。一方面，因为其不够成熟的社会环境，以及尚未进行深刻的文化和政治革命；另一方面，核心国家为了维护其支配地位，虽然赋予了边缘国家某些现代性的特点，却拒绝将现代性的其他方面慷慨赠与。

尽管存在以上种种阻碍，现代化革命还是缓慢地、不均衡地扩散开来。不同地区的发展依旧高度相互关联，但与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大部分时间相比，明显均衡了许多。西方世界感觉到一个新的时代的来临，主要是因为现代化革命不再局限于少数西方国家，核心和边缘的实力差距也逐渐缩小。崛起的中国堪称这个进程的当代旗手，而在西方世界之外，日本首先开展了现代化革命。1905年，日本击败俄国，标志着现代历史上第一个非白种人、非西方国家的崛起。许多其他国家——20世纪60和70年代的“亚洲小虎”，“金砖国家”，印尼、土耳其，以及更多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崛起者——也接踵而至。尽管这个进程尚未结束，但是现代性力量的来源已然传播开来。现代化、工业化和官僚化的核心国家越来越多，也囊括了许多人口众多的国家，而无法接触到现代性的边缘国家越来越少。因此，西方世界的霸权大致从19世纪20、30年代延续到21世纪初期，目前正在走向终结。世界也正在从一个以西方国家为中心的全球化走向一个权力更为分散的“无中心的全球化”(decentered globalism)。

随着现代化的不断扩展，核心国家会继续增加，而边缘国家会继续减少。目前，任何单个乃至数个国家已经无法支配国际社会，比如说全球治理具有多个中心。这种趋势将会持续下去。核心地带会越来越大，越来越非西方；权力和种族之间的关联早已被日本挑战，而这种关联会越来越薄弱。这就是所谓“无中心的全球化”。这种全球化既不像以西方为核心的过去两个世纪的国际秩序，也与19世纪之前的多中心、无交往的世界大相径庭。

世界正在经历深刻变迁。但是，如果认为这种变迁主要基于超级大国的对抗，或者是西方和亚洲之间的权力转移，就不得其要义了。这种变迁深刻更多，因为它影响了国际秩序赖以建立的权力根源。事实上，“无中心的全球化”的出现就意味着没有任何国家会取代美国成为超级大国，因为没有国家能够攫取足够支配世界的权力。超级大国时代是权力分布不均衡的结果，而这种不均衡又来自于现代化早期的不均衡发展，因为这个时期仅有个别国家具有新的权力模式。在21世纪，大部分民族都将掌握此种权力模式。“无中心的全球化”的世界将有数个大国和诸多区域强国，但是不会有任何超级大国。

因此这种世界不是单极或两极，甚至也不会是多极。这些名词无法反映现实。它会具有多个中心，仅有大国和区域强国，没有任何国家会试图支配整个体系。这就意味着西方世界的全球霸权趋于终结，而正在浮现的“无中心的全球化”将带来与以前迥异的大国关系。我们正处于一个大变革之中，因此，过去两个世纪以来及古典时代的经验教训都很难帮助我们预测未来。也许2008年及当时的经济危机就会成为西方霸权和后西方时代的分界点。接下来，我将谈一谈在新的“无中心的全球化”时代影响大国关系的一些新特点、新情况，而在最后一部分，我将给未来数十年大国行为提出五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