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要高效、包容、可持续（3）

户籍、土地、市政债、治污是改革重点

　　城市土地利用效率不高、城市内部二元结构突出、环境污染严重成为制约城镇化的重大问题。解决这些问题，要推动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市政债、污染治理等方面的改革。

说到新型城镇化要强调包容，韩俊表示，是因为中国城市内部的二元结构越来越突出。

中国的问题是，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来到城市，但是户籍制度使得这些人来到城市只是打工、就业，不能够融入城市，享受和有户口的居民同等的权利。中国现在城镇常住人口当中，农民工和他的家属有2.34亿人。也就是说，不到4个城镇常住人口中就有1个是流动人口。它导致中国在快速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当中，收入差距不能缩小。

韩俊说，面对庞大的农民工阶层，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存在严重缺陷。

最近5年，农民工在城市参加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比例都在20%以下，而且5年只提高了4%。以武汉为例，一个农民工要参加城市的社会保险，企业承担的费用占工资总额的31%，其中养老保险占20%，医疗保险占8%，失业保险占0.5%，计划生育保险占0.7%，工伤保险占0.5%-2%。武汉一个农民工要交足五险，企业一个月要支付516元，个人要支付165.71元。如果企业给农民工交保险交齐，成本增加1.8%到6%。由于社保的缴费水平太高，所以现在一个普遍的做法是，一个月发6000元工资，但是必须拿3000元的票据来报账，这样企业的社保负担就会大大降低，工人的实际收入也没有受影响。

还有一点，虽然最近几年中国农民工的工资提高比较快，但是中国最低工资占城市平均工资的比例却是一个总体下降的趋势，当前只有25%左右。跟世界其它国家相比，这个水平是偏低的，有不少国家达到35%左右。

新型城镇化还必须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中国现在的城市环境问题非常严重，空气污染、水土资源、交通拥挤。资源枯竭型城市全国有118个，接近占到60%；661个大中城市中，缺水的有400多个，北方城市缺水是非常普遍的问题；500个大型城市中，只有不到1%的城市达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空气质量标准，全球1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有7个在中国。韩俊说，我们下属机构和其它研究机构联合发布了一份报告，对133个国家的环境竞争力进行评估，中国排在大约第87位，空气质量排全球倒数第二，仅好于印度。此外，中国现在单位GDP的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2倍，是发达国家的3到4倍。

现在大家最关注的是空气污染问题。中国已经对全国74个城市的PM2.5进行监测，京津冀13个监测城市中，有7个城市排在全国前10位，因为中国重化工业35%到36%的生产能力集中在京津冀周边地区。

韩俊认为，解决上述问题关键要靠推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

提高城市的包容性，户籍制度的改革是绕不过去的。户籍改革的方向现在已有共识，就是要注重社会公平，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对常住人口的全覆盖。要逐步消除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之间的一些不平等的待遇和差距，保障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平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逐步创造居民自由迁徙的公平环境。中国的户籍制度从1958年到今天，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存续时间最长的制度，现在不可能短时间彻底改过来，所以中央要实施差别化的落户政策，就是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放开城区人口50万到100万的城市落户，100万-300万人口的城市合理放开，300万-500万合理确定落户的条件，5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人口规模严格控制。

户籍改革的本质问题是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农民工的市民化就是农民工群体平等分享城市公共服务和其它居民权利的过程。这需要实现四个融入：农民工个人要融入企业，农民工子女融入学校，农民工家庭融入社区，农民工群体融入社会。比如说，中国现在企业大量使用劳务派遣工，有的企业使用比例高达70%甚至80%，劳务派遣工跟企业有劳动关系，但是没有签订合同，可以让企业逃避一些劳动方面的责任。现在国家政策要求，将劳务派遣工比例在几年之内降到10%以下。

土地方面也必须要推进改革。总的原则就是守住底线、试点先行、稳步推进。守住底线说的是要守住耕地红线。中国粮食自给率现在是88%多一点，如果要保持在95%以上，耕地必须要有18亿亩以上，所以中央要定18亿亩的红线，不能以牺牲农民的土地权益为代价来推进城镇化。

第三方面的改革是城镇化的钱从哪里来的问题。韩俊说，据他们计算，到2020年，中国推行新型城镇化大约需要20万亿到27万亿元。按现行的办法，这么庞大的融资需求是难以满足的。现在地方融资平台风险偏大，要让市政债更好地发挥作用，需要解决法律层面问题，约束机制也要建立起来。建立一个多元可持续的资金保障机制。另外一些垄断性的行业可以用科学经营权的方式来融资，包括资产债权化，包括公共私营合作制(PPP)。

第四个方面，必须要向污染宣战。在这方面中国有很大的改革空间，特别是像空气污染、水污染，需要超越行政边界，采取跨辖区管理机制，这也是改革。现在京津冀已经建立了这么一种污染的治理机制。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要加紧完善公共交通和绿色交通。私人轿车在大城市作为交通工具不符合中国国情，在这方面北京走了很大的弯路。

问与答

问：如何处理新型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的关系？

韩俊：到2030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66%左右的时候，农村还会居住4亿多人口，比现在美国的人口还要多。所以，现代化一定是双轮驱动的，一个轮子是工业化、城镇化，另一个轮子是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如果认为搞工业化、城镇化可以让农民进城，农村、农业问题会自动解决，那就太天真了。怎么让农业和农村现代化，怎么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在城市化的过程中防止农业的萎缩、农村的凋敝，解决这个问题可能比搞城镇化的任务更艰巨。

今天我没有展开去讲，比如我们的农业怎么能够形成适度的规模，我们的农业怎么能够更有竞争力，我们的农业怎么样能够实现可持续的发展，都需要政府更强有力的支持和保护，也需要让市场更好地发挥作用。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里面专门有两章讲现代农业发展和新农村的建设，新农村的建设最重要的就是农村的水、电、路、气、房，农村的医疗、教育、卫生、文化，都需要有人去管，有人关心，都需要国家给予强有力的支持。不讲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光搞城镇化，那不是新型城镇化。

问：中国限制特大城市的规模是不是有点太过于绝对化？

韩俊：首先说城市只有达到一定规模，它的集聚效益才能体现出来。中国很多城市还没有达到理想的规模。但是，现有的研究表明，城市不是越大越好。不能认为城市越大它的集聚效应就越明显，每一个城市都有它适度的规模，还要考虑资源的承载能力。

我们对世界各国的城市化道路做了一个比较。主要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是美国的城镇化道路，东西海岸经济带、城市带。第二种模式是日本模式，三大都市圈。第三种是韩国模式、泰国模式，城市的首位指数非常高，全国三分之一的人集中在全国最大的城市里。

中国的城市化一定是形成一个合理的城市空间布局。这个合理城市空间布局就是中央的城镇化工作会议和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里面强调的城市群。我们要在大中小城市之间形成一个合理的分工，改善它的连接性，这样才能真正走出一条健康的城市化道路来。这是由中国最基本的人口资源环境格局所决定的。

问：新农村建设如何和城镇化对接？

韩俊：农村的发展最重要的是让务农的人能够有奔头，种地有收益，当农民能够体面。如果将来种地不赚钱，搞农业没有奔头，当农民不体面，农业、农村就没有前途。

今后中国农业、农村的发展要实现三个目标，最重要的是得有人。怎么把一部分青年人，起码是中年人留在农村，让他专心务农，这是一篇大文章。我最近到苏州市调研，他们开始讲要建立职业农民制度，把农民作为一种职业。同时要把给农民提供服务的体系建立起来。现在农村基本是机械化生产，服务都建立起来务农才好务。将来一定要解决谁来种地，地怎么种，种地怎么能够更有收益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