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几个问题也随之而来：一是，胡斌自2009年被判刑到2011年出狱，其被吊销驾证已两年，也就是说，他只要出狱，就能立马申请驾证，这样的规定是不是完全合理？二是，虽然刑法中增加了“危险驾驶罪”，但“危险驾驶罪”的门槛似乎很高，要么是和同党飙车，要么是醉酒驾驶，但是，对于一些天生具有危险驾驶倾向的人而言，这个罪名基本形同虚设。
有网友认为对胡斌就应该“终身禁驾”。但公安机关做出终身禁驾处罚需要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一是重大交通事故；二是构成犯罪；三是逃逸。显然，胡斌表现并没有恶劣到那种程度，法律也不会因为翻车的司机有前科而对其禁驾。
驾证申请过早、过易，以及“危险驾驶罪”、“终身禁驾”的门槛过高，都在制度层面对“胡斌们”的危险驾驶行为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纵容。当下，国人汽车保有量已超过1.4亿，如何防范汽车成为杀人的工具，显然是摆在交通法规和交管人员面前的一道难题。
无针对性矫治才有习惯性肇事
多年之后，肇事者胡斌，再次闯入公众视野。一起寻常的翻车事故，也因为主人公的敏感身份，瞬间激起轩然大波。的确，这并不是一个关于悔过自新的美好故事，反倒展示着一副屡教不改的绝望轨迹。五年前的噩梦虽未重演，但故人依旧、恶行仍存，谁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
为体验过弯而致失手翻车，一度酷爱飙车的胡斌，如今可谓危险依旧。而这，也恰是公众最为气愤之处：一条人命、几年刑期，付出沉重代价的胡斌，竟仍是不思悔改、我行我素的模样！继而，由此“结果”倒推，一连串的诘问又接踵而来—当初为何不对胡斌终生禁驾？此次翻车为何只作简易处理？滋事者为何总有机会重新为祸？
然而即便如此，我们仍要明确，职能部门的处置选择，都未有任何有悖法律之处。比如，法律规定，“逃逸”是终生禁驾的前提条件之一。基于此，当然不能对胡斌处以此类处罚；此外，胡斌“被吊销驾照两年后，依法重新申领驾照”，似乎也无不妥……此事中真正可堪指摘的，其实只有两点，其一，是监狱改造之失败，服刑者出狱后故态复萌，毫无“重新做人”之觉悟；再者，则是道交法约束之疲软，未能实现危险者与无辜者的充分隔离，前者得以不断威胁后者安全。
胡斌的归去来，让道交法固有的尴尬暴露无遗。“驾车肇事—吊销驾照—两年后重新申领”，这样的法律设计，因其标准太过机械、层次太多单薄，而未能展现出应有的“递进性”，以及累积与加重考量。更合理的状况下，那些“习惯性肇事者”，理当被处以更严厉的处罚，同时其重新申领驾照时，也应被施加更高的门槛。惟其如此，才能不断增加“惯犯”的违法成本，直至让其危险行为与正常社会必要切割。
一起有惊无险的翻车事故之后，我们期待着劣迹斑斑的当事人，能最终痛改前非。而与此同时，我们更呼吁，一整套维护交通安全的规则体系，能变得更有层次感和针对性，能对那种重复滋事的危险者加以更有力的制约。毕竟，健全的法律框架，从来都是对出格行为最有效的矫治。
“70码”不是再次车祸的原罪
如果不是当年“70码”事件，胡斌的这起单车事故，与同类的交通事故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然而从舆论关注度来看，胡斌的再次车祸似乎被打上“屡教不改”的烙印。这与“做了一次小偷一生便小偷”的固有偏见有关，也与当下“仇官”“仇富”的社会心态有着莫大的联系。然而，没有任何法律规定驾车不能多次发生事故，对于私权来说法不禁则允许，对每个人都是适用的，胡斌也不例外，“70码”事件并不是他能否驾车的附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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