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不宽容到宽容：中国传统政治走向现代政治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在漫长的政治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带有自身浓郁特点的政治传统。明晰传统政治的内在特点，将有助于在深化政治改革的过程中对传统政治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

一、中国传统政治特点

耸立在中国群体社会之上的传统政治，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专制王权为核心的庞大官僚系统。它的存在与发展，直接规定和影响着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历史进程，铸造着中华民族的政治性格。全面审视和把握中国传统政治的特殊性，无疑是我们认识和解剖中国传统社会的基础和钥匙。

中国传统政治的第一个特征是政治权力被官僚、君主全面独占和长期垄断。一方面，在“君权神授”的绝对的等级社会，官僚、君主作为天的意志的体现者秉天行事不可侵犯，世俗的君主被裹罩上神圣的光圈，其个人政治权力构成国家的最高政治人格和整个国家的现实基础，且由于终身制和世袭制的存在，君王权力成为了永远被确定的东西；另一方面，以贵族官僚独占统治为特征的专制主义政治制度，始终把人民排斥于政治权力中心之外，牢固维系着贵族官僚与庶民百姓的政治分野，加之由于官僚贵族的权力并不受制于人民，而是全部来自于君王的授予或源于家族的权力，因此，在贵族官僚心目中以官为主、以民为仆，以官为本、唯官是尊，突出官权、泯灭民权，他们从来就不具备公仆意识和服务意识，始终致力于塑造自身作为人民父母和青天大老爷的救星式的形象，作威作福地凌驾于人民之上。这种政治优越感和政治心态正是在传统政治结构及相应文化氛围的反复支撑和强化下形成的，反过来又对延续中国专制主义政体和官僚主义起着逆历史的消极作用。

中国传统政治的第二个特征是政治发展陷于缓慢封闭状态。首先，传统中国社会在宗族国家的名义下，严格地将土地和依附于土地的小农置于国家权力的直接支配之下，这样人们被牢牢束缚在土地之上，局限于狭窄的劳动对象、劳动内容和劳动过程，人的自由和主体性发展受到严重制约，其多方面政治关系也难以形成，只能蜷缩于自然经济和人的依赖关系之中循环往复，而始终不能摆脱对于社会共同体和血缘共同体的双重直接依赖而获得政治独立性。其次，在传统社会中针对一些陌生、甚至异端的政治事物、现象、事件和行为，官僚、贵族惯用的方式是实施“同化”，进行各种形式的“招安”，以军队暴力为政治强力手段而肆意进行血腥镇压，导致人对政治权力的恐怖感从而安身于现有政治统治。最后，传统中国的群体社会由于自身存在的抑制商品经济、贸易和科学技术发展的消极因素，很难同外界文明对话、交流和融合，没有能产生、强化新的文明因素，因而也必然导致自身政治文明的萎缩。

中国传统政治的第三个特征是政治人治色彩浓厚，以宗法关系和宗法制度为纽带来组织国家和政府。中国奴隶社会一开始就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之上，严格地按照血缘亲疏关系分配财产和政治权力，确立人的等级、身份、封地，家族和王权、血缘和政治、家与国，盘根错节，相互交织合为一体，最终定格为传统的政治结构。历史发展到封建社会，一方面宗法关系被封建官僚推行扩展至家庭关系的各个领域，转化为一整套“亲亲”“尊尊”的礼教规范和等级制度，使封建大家庭得以效仿国家政府不断扩大经济、政治、文化乃至军事权力，对于整个国家和社会发挥着巨大的组织作用；另一方面，国家也竭力引进宗法关系和伦理观念，用以协调和强化自身的政治统治和现存政治关系。家庭统治和政治统治相互联姻、相互渗透、相互强化。在这种政治结构中，王位世代相袭，最高权力的授予转让，直接听任于自然血统和偶然性，社会精英难以进入政治权力中心。中国千年的政治腐败、官僚主义的长盛不衰都是源于血亲政治制度这种特殊的政治结构和政治土壤。

由是观之，传统社会中的政治主体以君王、贵族官僚为主导，他们凭借小农经济和宗法关系的魔力，无限扩大自己的政治权力和政治职能，残酷地剥夺了人民参政的权力和实行民主政治的可能性;人民不断地掏空、否定、牺牲自己，“个体的存在价值均以群体的生存为依归，而群体的特征、个性与存在样式却是统治者个人决定的，群体性在本质上即是统治者的个人个性，且群体性又只能通过统治者个人的个性表现出来”[1]。由此特权政治与民主政治、人治政治与法治政治、臣民政治与公民政治、权力政治与权利政治等之间交织与错位的重置，使得传统政治生活中大量充斥着权力本位与权力至上、民众权利边缘化、潜规则畅行的畸形化“景观”，正是这些原因导致了政治权力的异化。政治权力的异化不仅使得政治运行成本高昂、效率低下，而且更为严重的是生成了一系列的不自由、不公平、不正义、不宽容，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民族主体性格的塑造和政治改革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