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俄实施“新经济政策”的文化动因

1921年春，列宁及时结束“战时共产主义”，转而实行新经济政策。这一战略转变，直接原因是苏俄战后面临的经济与政治危机，但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却是文化。探明这一原因，对当前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具有现实启示。

所谓文化，不仅包括社会成员的知识水平与科学素养，更包括人们在一定社会条件下形成的思想观念、价值规范与行为习惯等。任何社会的制度变革都与一定社会的文化息息相关。马克思、恩格斯在其经典著作中明确论及了文化与社会发展、制度变革的关系。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未来社会的制度变革与重构需要以一定的文化为条件，文化在未来社会的制度变革中起着重要作用。事实也的确如此，文化尽管不是制度的最终决定力量，却是制度的现实土壤。离开文化的支撑，制度的认同性、有效性将无法获得，制度将成为“乌托邦”。因此，社会的制度变革与选择，必须与社会的文化相适应，尤其是领导阶层以理性的自觉构建方式推动制度变革时，与既存文化的适应将成为其成败的关键。然而，文化的自身演进相对于社会制度的变革而言，往往又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并不总是保持同步关系。特别是当制度变革以“跳跃式”或“突变式”进行时，能够使自己的文化观念超前或同步于社会制度发展变革要求的，只是社会群体中的少数“精英”。对于普通大众而言，由于受传统习惯束缚，他们的文化心理与观念更多的是“跟不上事变的进程”，从而成为制度变革的滞后力量，并呈现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死人抓住活人”的现象。

“战时共产主义”是革命胜利后由于当时形势，列宁按共产主义原则设计的一种“准共产主义”制度模式。根据社会制度变革的一般规律，这一制度模式，无论是全盘国有化、管理集中化，还是余粮收集制、劳动义务制、分配平均化等，无一不需要以全体社会成员“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十分习惯于遵守公共生活的基本准则”“把劳动作为生活的第一需要”“不拿报酬地为公共利益工作成为普遍现象”等为前提。不可否认，从这一制度模式中所体现出的制度设计者自身的文化观念是先进的、进步的，但这些先进的文化观念如果仅局限在制度设计者身上，不是或者不能转化成社会大众的普遍意识，再美好的制度都难以向现实转化。

那么，十月革命后的俄国，社会大众的实际文化情形又怎样呢？现实状况是：不用说无产阶级的文化，“就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状况也是很差的”，“距离普遍识字很远”，四分之三的居民是文盲；半野蛮人的习惯、老“奥勃洛摩夫”习气、无法纪的古老俄罗斯观点等到处存在；传统村社中的“公共”意识与集体观念经过半个多世纪资本主义的“洗礼”，早已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是小私有者的“心理和习惯”；人们仍然“用被迫劳动者的眼光来看待劳动量，尽量躲避加重的担子”，甚至“还像从前那样，一心想多捞一把，然后溜之大吉”。

上述这些因千百年历史积淀而生的旧的文化心理，不可能随着一场革命在短时间内获得改变，它们的滞后影响也远非“一声炮响”就能消除，它们的“尸体不能装进棺材、埋入坟墓”，反而“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并且毒害我们”，拖拽并制约着新社会各种美好制度原则的实现。在这样的文化心理与传统制约下，直接“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的制度原则，必然遭遇重重困境；全盘公有制、余粮收集制、劳动义务制、分配平均化……这些“似乎”只有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才会出现的制度措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必然很难实现。因之，实施战略“退却”，回归到与人们现实的文化心理与传统相适应的新经济政策，采取人们尤其是小农“完全可以接受完全可以理解的措施”过渡到新制度，就成为必然。

列宁说：“由于我国文化落后，我们不能用正面攻击来消灭资本主义。如果我们的文化是另一种水平，那就可以比较直截了当地解决这项任务了。”“战时共产主义”以直接消灭资本主义为目的的激进制度变革，与苏俄革命后人民大众的思想文化觉悟严重脱节甚至不兼容、不协调，从而导致缺乏支持其运行的基本文化价值系统，这是列宁终结“战时共产主义”，改行新经济政策的深层次原因。列宁的这一政策转变，对我们今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重要启示：一方面，我们不能脱离现实的文化国情，去盲目追求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制度模式；另一方面，必须大力加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要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供思想导引和价值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