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国家治理

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立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个目标的确立基于对中国建设、改革和发展经验的客观分析，也体现了对中国与世界关系发生历史性变化的敏锐判断。中国所要解决的问题不仅具有中国特色，也带有明显的全球性。应该将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置于全球化这个宏观历史背景下进行理解。

全球化的不断深化，使得协调国家与国内社会、国际社会的关系成为各国共同面临的重要任务。面对各种新老问题，已经成型的国家权力使用模式，运用驾轻就熟的政策手段都失去了原来的效力，甚至陷入危机。如何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成为各国共同面临的问题。

因此，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沿着对内和对外双轨进行的。我们要从协调国家与国内社会、国际社会双重关系的角度出发，来思考国家治理现代化面临的问题、发展的方向以及着力的重点。在许多情况下，只有通过改进国际乃至全球治理，才能将国内与国际两种治理资源有效地调动和整合起来，并为国内治理问题的解决创造更有利的条件。

全球化凸显了国家变革的重要性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国家的作用从两个方面凸显出来：一是国家在公共问题解决中的不可缺性。尽管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具有跨国特征的主体，比如资本、各类跨国组织的影响力在不断提升，但是要有效地解决全球化产生的诸多新的公共问题，依然不能离开主权国家，因为国家代表的公共权力往往是各种裁决、决定的合法性确认者、最后执行者，也是领土范围内大部分没有跨国流动能力人口的保障者，还是大型跨国资本遇到市场无法解决问题时的求助对象。因此，我们看到，各国政府在减少管制、下放权力、给资本更大的自由、为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更多空间的同时，也在承担起更多新的职能，各国财政支出的不断增长就说明了这一点。

二是国家在全球交往中的整体性更加突出。国家在复杂而多样的全球交往关系中，主体意识随着与其他主体交往的扩大和深化得以确立和加强。对多样化主体的了解，开阔了各个国家的视野，增加了比较的参照系，有助于各个国家更清楚地认识自己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地位和能力。而为了更好地适应全球交往，各个国家也会主动或者被迫地将本国在全球体系中的地位，以及本国与其他国家、国际组织的关系纳入考虑的范围之内，相应地协调国内关系，推动内部整合。这种整合主要表现为各国都更加重视协调国家与社会关系，平衡国内不同区域、不同利益间关系以及建设整体性政府等工作，以将内部关系理顺、矛盾减少，形成一致对外的合力，提高整个国家在全球体系中的行动能力。

国家的功能也随着其全球化水平的提升不断调整和充实，努力调整其对内和对外的功能。对内，面对更加多元化的国内社会，国家的秩序维护功能和基本保障功能都在强化。国家基本保障功能的强化是国家面对资本跨国流动的本能性反应。因为相对于资本的流动而言，国家政权以及国内大部分民众都是领土性的，国家要获得合法性，必然为国内大部分民众提供基本的公共品和公共服务。同时，国内民众由于对外部世界了解的加深，会对国家提出更高的要求。而各个国家为了留住和吸引资本，也会加强公共品和公共服务，将宜居环境建设与投资环境改善结合在一起，以提高本国的投资吸引力。

对外，面向国际社会，国家功能向构建竞争优势和倡导本国价值拓展。在外部，国家权力的运用面临着其他国际主体的全方位竞争，国际因素在国家合法性构建中的影响更加明显。这使得国家更加重视国际竞争功能的发挥，以全面动员竞争资源。许多国家不再简单地依靠自然禀赋，而是根据自身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位置以及自己的条件，进行战略性选择，积极构建竞争优势，来改变本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把握科技创新带来的新的增长机会。采取这种战略性行动的国家被称为“竞争性国家”，国家为了保持经济增长，有目的地“创造、重构或者加强自己的领土、人口、社会环境、制度以及经济组织的竞争优势”。

在世界多极化的背景下，国家的竞争功能也突破了经济和科技领域，向社会文化领域以及制度体系层次拓展，使国家的功能又增加了价值倡导的维度。之所以如此，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在国际社会中，美国以及西方所代表的制度、价值受到了广泛的批评和质疑，加快了国际社会中价值理念的多元化；二是各国对于国际制度、国际规则的建设，国家间关系的调整等都有自己的设想，希望将自己的理念、利益等投射其中，以更好地实现本国利益与国际社会发展的结合。各国政府都主动在国际社会中扩大本国制度、文化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以增强自己国际行为的可接受性，争取国际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