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国家治理 （3）

增强中国国家治理变革的全球向度

从广义上说，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因此，十八届三中全会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之一。在全面深化改革中，通过发展市场经济，转变政府职能，培育社会的发展等新举措，国家与国内社会的关系进行着重塑；而通过对外开放，加入WTO，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国家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这两个关系的转变几乎是同步进行、相互促进的，也使中国的国家改革从一开始就选择了治理的方向，并随着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改变，逐渐形成了国内治理改革与国际乃至全球治理改革紧密联系、互动复杂的局面。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成功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的伟大历史转折，当代中国的前途命运已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起来。因此要始终站在国际大局与国内大局相互联系的高度，审视中国和世界发展问题，思考和制定中国的发展战略。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以开放促改革”这个重要命题，在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过程中，将全球化带来的变化转变为制度改革和完善的动力。

因此，只有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置于中国与世界关系发生根本性变化这个背景下，才能全面理解这种现代化的时代新含义。中国既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又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两种身份也说明了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复杂关系，这是塑造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显然，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不单单是物质层面的，更是制度与人的意义上；不是简单的模仿学习，还是创造性建构；不是封闭孤立条件下的现代化，而是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中的现代化；不是只关注国内治理问题的现代化，而是具有国内和国际两个面向的现代化。

全球化已经成为了中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时代背景，也是构建国家与国内社会，国家与国际社会新型关系过程中的内在要素，因此必须认真对待全球化带来的国家治理新问题。

首先，由于全球化力量的介入，国内社会关系更加复杂化。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社会的多元化，而包括人口、物资、资金、信息等在内的各类资源的跨国，乃至全球流动，又为多元化的社会增添了国际化因素，使得一些社会群体比其他群体更能把握住全球化产生的新优势，享受到全球化带来的好处。这些具有跨国界流动，或者动员资源能力的群体，相应地就会更容易摆脱受领土边界限制的国家权力的管制。这样，全球化在加速收入差距拉大的同时，也改变了社会内部的平衡关系，超出了国家权力的干预能力。

其次，国内问题的国际化，限制了国家权力的自主行使。国内问题的国际化一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问题产生了国际影响，多发生在国家处理国内社会关系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甚至批评；另一种是问题涉及周边乃至更多的国家，多表现为意外事件，灾难或者资源的分配。原有问题一旦国际化，就增加了解决的复杂性，也会超出了国家主权独立行使的范围。而如果处理不得当，也会影响到国家在国内外的形象。

再次，跨国问题、全球问题的不断增多以及国际社会对于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要求的增强，正在改变着国内责任与国际责任之间的均衡关系。尽管中国一直强调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身份，但是中国的快速发展以及综合实力和影响的提升，使得中国也是许多跨国问题、全球问题的涉及者，成为国际社会的关注对象。这是一个不断突出的现实。因此，国家必然要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承担责任，就意味着把更大比例的国家财富用于国际社会，这反过来会影响到国内利益分配，并引起在国际问题优先性上国家与国内社会公众之间的矛盾。这样，在承担国际责任的过程中，就形成了国内与国际两个层次的两类矛盾，国际问题也实现了国内化。在国内，矛盾的焦点是是否应该承担责任，在国际上，则是应该承担多大的责任。

第四，国家认知与社会认知的偏离，对于国家在治理过程中的角色提出了新要求。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依靠丰富的统治资源和文化传统，一直充当着社会认知的塑造者和引导者，既保证了国家的决策和政策能够在社会公众中得到最大程度的认可，大大减少了执行的成本，也提升了国家与社会在国际事务中判断与行动的一致性。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对外联系的扩大深化，社会正在形成更为独立而多元的认知，一些社会群体也在一些问题上成为议程的设定者，在某些领域中成为新理念的创造者，这大大限制了国家的主导地位。无疑，市场和开放是消解国家中心地位的巨大力量。在这些变化的影响下，国家与社会在许多问题上的判断和认知都出现分歧，甚至一些长期形成的共识、标准也被打破。随着代际的更替，新生代群体会更倾向于从水平比较，而非历史比较的角度来看待国家行为。面对经常提出疑问的社会群体，国家必须说服多于强制，协调多于命令，以自我改变来适应社会的变化。

更有效地应对这些问题，关键是在客观分析国内社会和国际社会发展变化情况的前提下，科学地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国家功能的面向，对内即与国内社会合作，国家基本功能是维持秩序、提供保障、培育社会和与社会合作，全球向度下的变革，则是民主、法治、协商；对外即与国际社会合作，国家基本功能是构建竞争优势、倡导本国价值、承担国际责任，全球向度下的变革，则是和平、发展、合作。

要增强中国国家治理变革的全球向度。首先，要在观念上承认国内社会和国际社会变化的客观性，逐步改变国家主导一切、包揽一切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目标不仅仅是推动政府、执政党的现代化，更是实现社会以及每个个体的现代化，这样才能为国家治理的有效持续运行提供坚实的基础。其次，要按照民主法治协商的精神推动国家制度的现代化。国家依然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首要主体，也是各类治理问题的主要解决者。既要将这些现代政治精神贯彻到各项制度的实际运行之中，也要根据这些精神来改造和完善各项制度，从而使国家能够通过制度化的方式有效整合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的新的力量、新的因素，形成国家与社会的新型合作关系。再次，要增强国家治理体系的开放性。国内社会与国际社会的紧密互动，是国家治理所处的基本环境，面对的基本关系，这种互动带来了开放的国内社会和拓展的国际社会，导致了国内、国际问题的相互转化。因此，国家治理体系既要为应对这些问题动员国内国际各种资源，也要认真对待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上不断出现的非传统责任。最后，要提高国家治理的能力。观念的变化最终要体现为能力的提高。国家治理的能力不单单是国家的能力，而是所有治理主体的共同能力。因此，不仅要提高国家的能力，还要注重其他治理主体的能力建设，更要重视如何使各个有能力的主体形成最大的合力。这就需要建构国家与其他主体之间的新型关系，使它们彼此间既能相互信任，也能相互补充，共同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