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方:操心民企传承“父母官”手伸得太长
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珠三角、长三角很多城市无疑是发达民营经济的受益者。尝到了甜头之后,地方政府对发展民营经济既有更多的认识和体会,也有更多的依赖和期盼。当民企“进入新老交替关键时期”,地方政府于是很忧心“富二代”们能不能接好班,能不能延续本地民营经济过去的辉煌。
地方重视民营经济,本身是一件好事。关注民企接班,也是着眼地方经济的长远活力。问题是,关注的方式和介入的途径是否恰当。在此之前,个别地方政府专为“富二代”举办的各种培训班已有先例,其最大特点是由政府公款埋单,给民企“富二代”提供学习提高的机会。相比之下,佛山组织民企“富二代”到国企挂职,应该算是一种“创新”。
对此,舆论质疑的焦点仍然集中在公平问题上。比如,组织“富二代”去国企挂职,为什么不能组织“穷二代”呢?相比不想接班的“富二代”,那些翘首以待的大学生,是不是更会珍惜这样的机会?显然,组织“富二代”到国企挂职,带有一定的功利主义色彩。说白了,就是在为民企接班服务,为此在促进就业公平等层面可能并未考虑太多。
地方政府组织“富二代”到国企挂职,算不算对国企正常经营的滥权干预?要知道,国企拥有用人自主权,国企岗位也不是为培训民企接班人而设立,让“富二代”分食国企岗位(虽然是短时挂职),会否对国企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上述问题都值得考虑。而在某种意义上,民企“富二代”去国企究竟能学到什么也是个问题,很多人认为与其让他们到国企挂职,还不如直接在自家企业里锻炼更合适。
这也不由得不让人产生怀疑:民企老板之所以愿意将子女送到国企挂职,也许存在接班之外的其他想法。比如利用国企资源,更好赚取利润。而对于没人在国企挂职的中小企业而言,这或许已经涉嫌不公平竞争。与此同时,还需要特别防范相关国企高管与民企老板之间,是否存在利益交换的可能,以及会不会造成国有资源流失。
事实上,要进入接班程序的民企,无不是在市场中摸爬滚打出来。政府要做的,是保证市场竞争的公平秩序,和适合民企发展的良好环境,而不是深入企业内部,试图为老板们解接班人之忧。“富二代”问题应该由其父母来操心,而不是由错位的“父母官”来包办。地方政府眼中的民营经济,不应该只有现存的这些企业,更要看到那些尚未诞生的伟大企业,它们就酝酿在一个又一个的创业计划里—这才是有远见的地方政府最应该去关注的。
“富二代”挂职国企且试且改进
中国民营企业蓬勃发展数十年,为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在白手起家的“富一代”“创一代”纷纷老去之际,他们的子女如何传承和光大父辈家业问题困扰着很多家族企业。有数据显示,中国大陆85.4%的民营企业是家族企业,未来5至10年大约3/4的家族企业将面临交接班问题。且不说“富不过三代”是否真的是个魔咒,问题是,还没有经历那么长时间,很多家族企业就已面临“接班人”危机。也许,很多人会以为,这是因为大多数“富二代”缺少了父辈的闯劲和理想,甚至骄奢淫逸所致,然而,不得不说,这样的认识很大程度上是对“富二代”的偏见和误读。“败家子”不是没有,但毕竟是少数,多数“富二代”其实与社会其他群体同样上进。只是他们中很多人有海外留学经历,并且有了自己的事业,也习惯了海外生活,所以“接班意识不太强烈”。这当然违背了父辈对他们的期许,于是,很多人在父辈的强烈要求甚至逼迫下,被迫回国“接班”或做“接班”的准备。
很难评说这种“赶鸭子上架”是好是坏,按说人各有志不能强求,同样不应该用是否子承父业来评判“富二代”的人生选择,按说从西方的经验来看,家族企业的社会化是大势所趋。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市场竞争的加剧,社会环境的变化以及职业经理人阶层的兴起,家族企业会出现所有权和经营者的适度分离,逐步实现企业的社会化。可是,再多的“按说”也让“富二代”架不住父辈的苦劝和威逼,公众指责“富一代”“创一代”自私狭隘也好,观念落后也罢,这就是当前不得不承认的现状。
而在培养“富二代”接班的方式上,也是不一而足。有的直接将“富二代”放到家族企业从中层甚至基层磨炼,然而,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他们很难摆脱家族企业的传统羁绊,放不开手脚,走不出父辈的阴影。而鉴于此种情形,有人窥到了商机,市场上各种针对“富二代”的培训班涌现,但因为过于短线和功利,效果可以想见。比如浙江某“富二代”培训学校,仅9天培训就开价8万元,靠几天讨论怎能解决接班问题?而现在我们看到的广东佛山市“富二代”挂职国企又是新的一种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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