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明东方范式和“中国话语”的达成 （2）

中外文化遭遇中的坚守、振兴与超越

自1840年起，相对封闭的中国大陆被西方列强撕开国门，在遭受了沉重打击之后，中国人开始走一条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路。改革开放后，在“与西方接轨”的口号引领下，中外文化再次遭遇，其间的碰撞主要表现有二，一是形成了以新保守主义为号召的当代新儒家；二是在“西方话语霸权”的覆盖下，形成了当代激进主义政治思潮。

新儒家思潮源起于20世纪20年代，主张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固有的人文精神，重建儒学的价值系统，达成西方哲学与中国传统智慧的融合，以消解西方文化的弊端。他们认为从中国传统文化中也能发展出来现代的民主与科学思想，即所谓 “老内圣”开出“新外王”。亦即如牟宗三所言，通过良知的“自我坎陷”，从传统儒学的道德主体生发出现代性转化。仅就弘扬传统文化，谋求中国文化现代化与社会进步的视角看，新儒家不无可取处。

改革开放以降，以杜维明为代表的第三代新儒家十分活跃，他们执守着“返本开新”理念，坚持认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蕴涵的现代化因素。其中一部分以“新保守主义”自称的当代新儒家们，却偏离了新儒家学派的初衷，在弘扬传统文化的思路上走向极端。与第一代新儒家专注个人心性、成圣成德儒学构建，第二代、第三代新儒家专注“返本开新”相较，当代新保守主义的立论指向了国家权力和政治意识形态建构。他们提出要以儒学为官学，立儒教为国教；在国家层面成立元老院、通儒院；官员考录以“四书五经”为标准读本，考试通过，方可为官；在教育方面，以儒家经典作为各级学校重要教学内容，用以替代马克思主义经典；在全国普遍建立儒教社团，成立儒教协会；全民尊孔，恢复孔子“大成至圣先师”封号，以为全民导师；以儒家的“王道政治”作为最高社会政治理想，如此等等。

也就是说，当代新儒家中的新保守主义们否定基于个人利益诉求的人权，明确反对现代意义上的自由与民主。在中外文化遭遇中，对于域外文化中可以为我所用的合理内容，新保守主义们一古脑儿地予以否定，一门心思地要转回传统。以基于传统文化的政治组织与意识形态，否定并取代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进步与发展。这类认识完全背离了人类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基本规律与需求，是典型的极端化复古思维。他们自诩读经尊孔，却连传统儒学的真质与精髓都没有搞懂。他们不能了解传统儒学“中庸权变”、“与时偕行”的价值内涵与社会政治功能，不能懂得何以孟子盛赞孔子为“圣之时者也”，却奢谈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重构，甚而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君子就是公民，传统中国既有公民社会，只能令人莞尔。

所谓当代激进主义指的是西学的涌入，使得西方话语一度成为中国学术的主导。更有某些留洋归来人士，对于中国的学问和中国传统文化几近无知，却对中国文化与当代政治采取简单的否定立场。在这些人看来，只要是西方的，就是进步的美好的，他们不能认真关注和考量当代中国和传统中国的具体条件及状况，一味地要把西方的制度、规则拿到中国来实行。

此外，还有一种思潮，既激进又复古。这类人士把“文革”及其以前的中国视为盛世，把近三十多年来取得的进步与成就，连同发生的诸多问题完全归咎于改革开放。在他们眼里，只有恢复“文革”传统，中国的政治发展才是回归正道。

这些复古的激进的学术认知，实际已经堕为谬误，其本应具有的理性思维在某种意义上被情感和利益绑架，他们不是在解读中国，而是在诠释自己。

前述这些思潮总体上是在中外文化的遭遇与碰撞中形成的，其间也内涵着利益纠葛和理论纷争。在这样的情势下，政治学理论构建也遭遇到相近情景。西方政治学理论覆盖学术界，作为一种理论体系，我们使用的基本概念、命题和致思逻辑无不源于西学。于是，作为对于上述思潮的审视与反思，至迟自本世纪以来，已有不少研究者在高扬的“本土化”旗帜下屡屡表明立场和态度，他们试图并努力从西方话语霸权中走出来。其中，中国政治思想研究的表现值得赞许。

坚守这一立场的研究者始终把持着本土化的理念。他们坚信不可愚盲复古，而是坚守传统与当代的有效结合，即站在当下看传统，反思传统以解读当下。在他们看来，传统文化的优长必须传续，其中的非现代化因素则需排除。域外文化的有益之处当然要吸纳—这可不是用来取代本土文化，而是为了参照和借鉴，以促成中国文化的创新。在这里，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仍然是最基本的方法论。

坚守是为了振兴。从中国政治思想研究视角看，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对传统文化的接续与超越，也是对未来中国的构建与引领。因为中国有着悠久文明，中国经历了深重苦难，中国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对于西学，务须分辨西学话语的历史语境，及其话语背后的集团利益，审慎地选择。对于传统，则需从传统文化资源中找寻适应现代社会的政治价值、理念及规范，为构建政治学理论的中国话语，为实现传统中国与当代中国在文化价值及理念层面的成功对接，做出应有的贡献。

因之，这里说的振兴意味着超越传统与西学。须知中国不是一个单一意义上的国度，而是作为人类文明发祥地之一的悠久文化的持续延传。在当代中国的进步与发展中，简单复制西方和全面归复传统都是不可想象的。而是要实事求是，在认知的层面上肯认中国特色的历史必然。所谓超越即意味着坚守自己的选择，走中国自己的路，在超越传统和西方话语的过程中，实现振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历史与人”的合力选择，其中蕴含着厚重的文化积淀和文明传统。当研究者们在学理上能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的政治价值和政治理念做出了合理的阐释，即意味着中国政治思想研究振兴与超越的实现。

中国政治思想的贡献

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是中华文化的凝聚，其中内涵的价值体系、政治认知与智慧，标志着中华文化的文明程度。在古代中国，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政治思想培育出一个士人阶层，他们是古代国家的权力基础和民间领袖。其重要性不只体现在思想大师历代辈出，终二千多年绵延不绝，造就了中华文化的异彩纷呈。而且，其中有关政治伦理、决策方式、调节平衡及政策原则等思想，体现着中华文化高层次的政治理性和深邃的政治智慧。在实际社会政治生活中，传统政治思想内涵的理性与智慧凝聚为制度，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传统中国所特有的高度发达与完善的文官制度。与世界同期的民族国家相较，孔儒之道即中华文化文明程度之高，曾经影响世界。十七世纪，儒家思想传入欧洲，对于欧洲的进步就有着重大影响。科举制的传入，促成了西方行政管理的科层制理论与实践。这种状况迄今亦未断绝，哈佛大学约瑟夫·奈教授1990年提出的“软实力”概念，就是直接得益于中国先秦儒家思想的启发。

据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对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深度挖掘，其中的优秀内容，将为世界范围的人类文明做出贡献。譬如孔儒一脉讲求的“忠恕之道”；譬如老庄道家一脉申明的遵循自然法则及人与自然的和谐；譬如申韩法家一脉主张的“刑名之术”等等，对于调节人我关系、审视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平衡永续发展、以及达成有效治理诸方面，均有普适意义。也就是说，中国政治思想对于国际社会文明适用性的扩展，正是中国政治思想的中国贡献。

理论的主要价值在于其所具有的解释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核是一套价值系统。中国政治思想研究位于传统与当代的关节点上，需要为中国的政治选择和制度设计提供理论阐释和价值基础。如前所述，中国政治思想在其初始发展时期，就能将西学范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研究方法论，兹可以视为近代以来西学“本土化”的一个端点。值此之际，秉承中国传统文化，基于当代中国国情与特色，借鉴域外文化的适用内容，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设计与实践，提供正当性与合理性阐释，构建其集继承与创新为一体的政治价值系统。这一理论与实践相融合的成功，必将为人类社会政治文明提供一种东方范式，同时也意味着“中国话语”的达成。这正是中国政治思想的又一中国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