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时报：现在国企改革既面临很好的发展，也面临很大的压力。压力主要来自于社会。国企存在诸如垄断、腐败、资产流失等重大问题，社会上很多人认为国企已经不合时宜，应该被取消。你在新著《比较政治学理论与方法》一书中旗帜鲜明地指出我国需要国企，我国为什么需要国有企业？
潘维：首先，我国的企业大量脱胎于小农，脱胎于独立、不合作的“迷你型”家庭企业。这样的出身就决定了缺乏建设大型基础设施的能力，缺乏高科技的研发能力，缺乏与西方寡头企业竞争的能力，缺乏在全世界搞原料和能源的本事。集全国之力的国有企业才有竞争力。这也是当前西方发达国家高喊“不平等”竞争，要求拆分我们国有企业的重要原因。不过，西方寡头企业不是靠“平等”竞争崛起的，军舰大炮过去和现在都起重要作用。经济竞争是现在时，没有现在的竞争就没有将来的竞争，如果没有初期国企的基础设施建设，没有高速公路、强大电网、无线通讯、机场港口，就谈不上民营企业的发展、扩张。
其次，我国的企业正在面临产业转型的巨大压力，低端产能行将淘汰，众多私企业主遭遇巨大困难，从而希望接管天然垄断行业。这样，国企不仅成为西方批判的靶子，也成为国内一些人的批判对象，成为私有化的目标。西方世界在上世纪80—90年代也曾发生过要求私有化天然垄断行业的浪潮。但随着第三产业的发展和人民不允许天然垄断行业任意涨价，这个浪潮逐渐消退了。
再次，国企还承担全民族共同发展的任务。国企的确存在腐败、效率低等问题。但这并非国企独有的问题。而且，我国辽阔的西部地区人口稀少，基础设施建设艰难，就需要通过国企承担初始风险投资的义务，将东部获得的利润转投西部，以求相对的战略均衡。
所以，在我国人均仅6000—7000美元的这个发展阶段，国企的作用不能被忽视。当我国民营企业成长为超大企业，能独立面对西方寡头企业时，国企的重要性自然会降低。
中国经济时报：有人把当前的腐败现象归结为政治制度，你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潘维：什么是腐败？腐败的定义很清晰：官员非法以公权谋私利。因此，治理腐败的方法也很清晰，只有三类：第一，遏制官员谋私利的欲望。第二，用严惩来切断公权与私利的联系。第三，把官员谋私利合法化。因为治腐败的方法很简单，无论大国、小国、穷国、富国，都有一夜间控制住腐败的先例。
遏制官员谋私利的欲望靠教育，靠意识形态。切断公权与私利的联系靠严惩，靠防微杜渐，即不分官阶高低，稍违规即逐出官员行列。若欢迎全社会的媒体都来监督自上而下的官员违规行为，官员违规行为就无可遁形。这不是制度问题，而是政策问题。政策问题又有对高官的“投鼠忌器”问题。制度是人定的，也是人来执行的，活人能轻易绕过死制度。人心坏了，什么制度都不管用。（中国经济时报记者 吕红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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