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中国实践 创新中国话语 （2）

四、关于学理支撑与理论创新

学术界往往从服务实际的社会责任感出发，强调“学理支撑”。然而，何为“学理支撑”，需要科学把握。至少不能把学理支撑简单地理解为与现有学术流派直接挂钩，挂得上的就有了学理支撑，挂不上的就叫缺乏学理支撑。关于“学理”，有人定义为“科学上的原理和法则”。实际上，所谓“学理”，就是看其是否具有科学性和规律性，学理支撑就是科学性证明和规律性认识。面对新的实践探索，我们可以运用已有的理论进行科学性证明或评估，也可以运用新的实践探索形成新的规律性认识，丰富和创新理论。前者是学理支撑，后者也是学理支撑。

现在有一种方法或视角上的误区，认为西方理论才是正统的，简单地照抄照搬西方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对中国实践评头论足，还自以为掌握了真理，找到了学理支撑！比如，现在对民主问题的分析，大都是用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理论和政治制度作为标准的。又如“工业化阶段”的说法，也有简单化套用的问题。当年西方的发展经济学要解决的是二战以后独立国家怎样实现工业化的问题，如刘易斯研究了拉美案例。还有德国人霍夫曼上世纪30年代出版的《工业化的阶段和类型》，提出了著名的霍夫曼定理。但现在国际经济贸易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80%以上的国际资本流动、80%以上的国际贸易发生在跨国公司的内部，国际分工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跨国公司内部生产链条、生产环节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分工。这个时候仍然把发展经济学、霍夫曼定理作为标尺来分析一个国家、一个地方的工业化处于什么阶段，显然是不够的。

学理支撑的实质是把握事物的规律性。当某种现成理论不能为新情况新问题提供说明的时候，正是需要我们认识和探究事物规律的时候，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某种理论创新的重大机遇就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应该抓住这个机遇，勇于突破固有的理论教条，在回应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形成新的规律性认识，实现理论创新基础上的学理支撑。

五、关于中国实践与中国话语

长期以来，文化的弱势心理和话语表达的消极被动困扰着中国与西方世界的沟通交流。而西方某些国家在推销他们的价值观时，往往会包装在比较容易接受的中性概念当中，构造出“话语陷阱”。当你使用这些概念时，就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它；当你对这些概念作出评论、甚至揭示其内涵与实质时，就会被指责为跟不上时代。避免“话语陷阱”的当务之急，既要有分析地运用外来概念，更要探索形成我们自己的话语框架、内涵和表达方式，建立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

首先，我们要有中国话语的自信。汉字是世界上唯一活着的象形文字，具有内涵、张力和表意优势。中国话语体系应该是与中国文字、中国文化、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相联系，为中国服务、让中国人听得懂的表述体系。我们非常熟悉的言说方式要这样，探索中外融通的新概念、新表达，也要这样。

其次，我们应该有中国实践的自信。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的努力，中国实践、中国奇迹举世瞩目。中国实践是中国理论创新的沃土、富矿，也是中国理论、中国话语的自信之源。对此，现在国外的有识之士都有研究的热情，“中国模式”、“中国现象”已成为国外学界的热门话题，我们更应该投身其中。关于中国实践、中国道路，中国人最有资格讲，也只有中国人才能讲清楚，中国学界应该有这种担当和能力。

第三，我们要有掌握话语权的自信。所谓话语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传播优势条件下的主导权，也就是先声夺人；二是定义权，即权威发布和解读。目前在国际传播格局中，我们要改变西强我弱的态势，创造条件形成传播优势，同时更重要的是掌握定义的主导权，体现定义的权威性。要下决心解决“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问题。无论是在国内思想舆论引领方面，还是在对外传播方面，都要注重“论理”、“陈情”、“讲故事”，占有道义高度和说服力优势，体现说理基础上的科学性和坚定性。

立足中国实践，创新中国话语，能够产生伟大的理论、产生理论大家。这一点，前辈学人已经给出了答案。这里举两个湖北人的例子。一个是张培刚先生。西方把张培刚先生作为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人，张培刚先生是最早研究中国这样一些后发展国家的工业化问题的，1946年他在美国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获得了大卫·威尔士奖，比刘易斯的代表作《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经济增长理论》要早9—10年。张培刚先生将交易费用与组织分开，也比英国经济学家科斯1960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诺贝尔奖的“科斯定理”）早。另外一位是王亚南先生。他认为经济科学是一门实践的科学，应该面对中国的实际，“应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来研究经济”。他主张建立“中国经济学”学科，并最早开设“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课程。其代表作之一的《中国经济原论》（《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被学术界誉为“一部中国的《资本论》”。这两位先生在中华民族处于苦难的岁月中，学贯中西，尚且能够从中国实际出发，形成重要的理论成果，我们这些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的后学，更加有条件从中国的成功实践出发，在理论创新上有所作为。

我们之所以现在还不够自信，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对中国实践、中国问题还关注不够、了解不够、总结不够。社科理论工作者只有深入火热的社会实践中，在实践中汲取理论滋养、获取理论创新的动力，才能在实践中增强理论自信。

中国的崛起必然会发出中国的声音。我们应该有底气说话，理直气壮地讲清我们的道理。善于用“中国话语”讲述“中国故事”，用“中国理论”解释“中国实践”，回答“中国问题”。身处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一定能够产生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国理论，也一定能够产生影响深远的中国理论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