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的技艺 （2）

二、“政治社会”和“文明社会”之间的内在矛盾

从革命爆发历史进程的梳理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这样一条内在的逻辑，那就是国王为了建立起强大的专制性中央集权统治，使用利益交换的方式给予了贵族一种垄断性特权。这一特权阶级的存在既是中央集权得以建立的原因，后又成为阻碍改革导致革命，彻底瓦解和葬送了这一体制的力量。由此，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使用“政治社会”和“文明社会”这一框架来进行分析，总结概括出政治社会和文明社会之间的内在矛盾。这一内在的矛盾使得托克维尔提出了这样一些悖论性的问题，例如，他说：“看来市民社会转为文明之日，即政治社会坠入野蛮之时”。[10]具体来说，为什么大革命会爆发在经济繁荣，而不是经济危机的时期，为什么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反而却日益引发了人民的不满;为什么政府一再推动改革，反而最后却导致了革命。在对这些悖论的解析中，他为人们理解政治体制和社会转型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参考。的确，无论是从历史，还是从理论的视角来看，这样一组概念和社会矛盾，即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确是解释革命爆发，回答国家治理失败的较好维度。

一般而言，托克维尔所说的“政治社会”中指的是当时的政治体制。革命前，特别是在路易十五之后，法国建立起了王权至上的专制体制，形成了强大的中央集权的统治。此后，王权一步步强大，封建贵族的权力日渐削弱，中央权力接管了所有一切，行使其强有力的统治权。在国家权力的扩张下，整个社会到处都存在着权力的监管，控制和专断，其运作方式完全是按照行政权力为中心，从上到下的权力体系取代了原本自然存在充满活力的社会运作体系和结构，那么推动社会结构、组织单元乃至个人运转的动力只能来自强大的中央权力。“由于中央政权已经摧毁了所有中间政权机构，因而在中央政权和个人之间，只存在广阔空旷的空间，因此在个人眼中，中央政府已成为社会机器的唯一动力，成为公共生活所必须的唯一代理人。”[11]

但也应该看到，在专制统治体制形成的同时，为了要使法国现代化，使国家强盛，政府必须发展商品经济。[12]革命前，政府也清晰地意识到这一点，因而动用自己的行政权威性力量在全力推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使得行政力量成为推动经济成长和社会繁荣的原动力，整个权力的目标导向和权力的运行都以此作为依归。历史也证明正是如此使得法国在经济上迎来了长期的繁荣。由于新技术的使用，工业得到了快速地发展;农民获得了土地所有权，大大激发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农业产量持续增长;金融贸易业这一时期也都有明显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住房、饮食和服装都要比以前要好。总之，政府在城市规划、公共卫生、农业和商业的发展，统一市场、振兴教育等现代性方面都作出了巨大的推动，也使国家越发现代化。[13]托克维尔也说，“公共繁荣在大革命后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大革命以前20年中那样发展迅速。”[14]

从经济成长的视角来看，国家的行政力量成为创造社会繁荣的唯一动力，正是由于扮演了推动经济繁荣的角色，政府的权力运行也相应作出了一系列调整与变动，包括要支持体现和代表经济繁荣的资产阶级。因此，国家的政治体制和社会财富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远非人们想象的那样，认为专制体制一定是阻碍着经济的发展。如托克维尔所说，“如果人们想到政府还含有许多弊端，想到工业还遇到许多难处，那么已经展现的这派如此巨大、如此兴旺的繁荣景象，就会让人惊奇;很多政治家可能否认这个事实，因为他们无法解释这个现象，他们就像莫里哀剧中的医生那样断言，病人不按规则，就不能痊愈。赋税不平等，习惯法五花八门，国内关税，封建权利，行会管事会，官职等等，有了这些东西，不管怎样，法兰西开始富裕和全面发展起来，因为在所有那些制造低劣、啮合不好、似乎注定要减速而不能推动社会机器的齿轮之外，掩藏着两种极简单、极强大的动力，足以使整部机器结为一体，并推动全部朝着公共繁荣的目标运转：一个依旧非常强大有力但却不再实行专制、到处维持秩序的政府;一个从上层阶级看已成为欧洲大陆最开明、最自由的民族，在它内部，每个人都能随心所欲地发财致富，可保住已取得的财富。”[15]

与此同时，政府的运行也受到启蒙思想家的影响，启蒙精神和话语逐渐地进入和成为各级行政官员的工作语言，并且成为一种行政风尚。1780年，特别是在1785—1787年，议政会内部已经有人谈论社会契约、自然权利、人民权利、公民等。在大臣的信件、报告和条令，甚至国王的敕令中，到处可见理性、自然、人道、公民、爱国者等启蒙哲学的术语。1787年，督办肖蒙·德拉·加莱切尔在阿尔萨斯省议会的开幕式上说：“知识的进步已给这个国家带来了一场全面的运动，行政工作很久以前就受这一运动的推动。以前政府的权限是在黑暗中运作，今天它是在人民的注视下工作的。”[16]

此时，历史展现出另外一种悖论的是，政府一方面接受了启蒙思想家的新话语，十分了解自己的定位，并且积极主动地去推动经济的发展，而与此同时，中央集权又按照自身的逻辑在加速度地进行权力的集中。因此，出现了这样奇特的景象，社会任何新的发展取向都会成为强化政府权力的源泉，也就是说，社会上新出现的一切事务既是由行政权力推动的产物，但在出现之后又立刻成为行政权力控制的对象，和进一步强化行政权力的资源。托克维尔说：“社会飞跃发展，每时每刻都产生新的需求，而每一种新的需求，对中央政府来说都是一个新的权力来源，因为只有中央政府才能满足这些需求。法院的行政范围始终是固定不变的，而中央政府的行政范围是活动的，而且随着文明本身不断扩大。”[17]“大臣已经萌发出一种愿望，要洞察所有事务，亲自在巴黎处理一切。随着时代的前进和政府的完善，这种愿望日益强烈。到18世纪末，在任何边远省份建立一个慈善工场，都要总督亲自监督其开支、制定规章、选定地址。”[18]总之，在革命前，中央集权制的加强使得政府已经由“统治者转变为监护人了”[19]，这也就是在革命前夜法国所面临着的政治社会和文明社会之间的内在矛盾。政府既推动改革，希望文明社会的发展，又不断强化自己的权力，导致权力集中和统一的政治社会的不断加强。

历史让人们看到了政治社会和文明社会之间复杂的关系，政治权力和社会财富之间的悖论。强大的中央集权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但随着经济的发展，政治权力又和文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要求产生冲突。这明显地体现在经济越发展与繁荣，越发使第三等级中的资产阶级得以成长，提升了他们的地位，激发了他们的期望，以及爆发出对现状的强烈不满，在第三等级给国王上呈的“陈情书”中，他们提出了要求税收平等，要求为才智之士开放前程，要求召开三级会议来决定国家大事，包括收税需要得到他们的同意等等。西耶斯更是写下了著名的小册子《第三等级是什么》，激烈抨击贵族特权等级，提出贵族阶级只是国家的负担。第三等级要求什么?要求取得某种地位。这就意味着，第三等级不能再像从前一样承载着整个国家的重负，但却享受不到任何政治权利。正如革命前的思想家巴纳夫所说，当工艺和贸易一旦渗透到人民中去，并且为劳动阶级创造一种获取财富的新的手段时，就按政治规律准备一场革命，财富的新的分配准备着权力的新的分配。正像土地占有曾提高贵族的地位那样，工业所有制正在提高人民的权力。[20]按照法国大革命历史学家索布尔所说，这里的“人民”，应该理解为资产阶级。[21]

当然，在强大的压力面前，政府也已经意识到不能仅仅着眼于推动经济的发展来获得自己的合法性，也必须在政治上作出一些改革来应对，从而更为确立和强化自己的合法性地位。但由于缺乏对民众期待的准确了解和分析，不能准确地判定时代的精神，和人民对政治改革的诉求到底有多大，由此造成了在政治上改革的短视，最终反而引发了人民更为强烈的不满。对此，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列举了杜尔阁在中文译本中，“杜尔阁”(Turgot)被翻译为“蒂尔戈”，笔者依据L’ancien regime et la revolution, GF-flammarion 1988年版本进行改动。的例子。1775年，杜尔阁向国王进谏，要进行自由的全民选举，每年在国王周围召开为期六周的代议制议会，但不给议会任何实权。议会只谈行政，绝不涉及政府，只提供咨询，不表达意志，说实话，只有权讨论法律，无权制定法律。对此，杜尔阁说道，“王权就会得到启发但不受阻碍，公众舆论将会满意，而无任何危险。因为这些议会无权反对国王的必要行动，万一——尽管不可能——它们不听话，国王陛下永远是国家主宰”[22]而这一举措，被托克维尔称之为“并不给予真正的自由，只给点自由的影子”。[23]但也正如托克维尔所一阵见血指出的那样，“在一场革命的开端，这种做法无不失败，不仅不能使人民满意，反而使人民激愤。自由国家最微末的公民尚且知道这一点，堂堂的行政官杜尔阁却一无所知。”[24]

这就是如常所说的，改革没有成功，最后引发了革命。不是没有改革，而是对于一个“坏政府”而言，必须选择好改革的路径内容和节奏，而要做到这一些，自然需要丰富的治世经验，即治理国家的技艺。具体到革命前的法国来说，面对着启蒙思想家所提出的理性、自由和平等这些新思想和新的立国原则，必须进行研究采纳，但需要在实践的过程中对这些理论和原则进行协调和平衡，即不能守旧不改，又不可贸然激进。一个优秀的治国理民的政治家就需要对此作出审慎的安排。“一些人将新思想引进实践，另一些人借助事实来纠正和限定理论”。[25]也如托克维尔更进一步分析道：假如同英国人一样，法国人也能够不废除旧的体制，而是通过实践来逐渐改变体制的精神，他们也许就不至于心甘情愿地臆想出所有新花样。但是每个法国人每天都在他的财产、人身、福利或自尊方面受到某种旧法律、某种旧政治惯例、某些旧权力残余的妨碍，而他看不到任何他本人能采用的医治这种特殊疾病的药方。似乎要么全盘忍受，要么全盘摧毁国家政体。[26]

同样，在实行改革、推进经济发展、支持资产阶级的同时，如何平衡作为现有政治体制基础的贵族既有的利益也是考验政治家治国之术的重要方面。由于国王的一系列改革触动了贵族的利益，也导致了贵族们的强烈反对，在贵族阶级看来，取消其特权和私利这样的改革无疑等同于旧制度的自我瓦解。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幅历史场景，政府越推动现代化的发展，不仅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越大，而且旧制度也面临着自我溃败的危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就是推动现代化发展的政府无法协调自身存在的这一内在矛盾。当代法国历史学家索布尔的观点和托克维尔完全一致，他这样写道：1760—1788年间君主国家一次次改革尝试都归于失败，其主要原因并不在于路易十五的麻木不仁及其后任的软弱无能。实际上，是国家的发展逻辑与君主制的贵族阶级性质这两者之间的矛盾。[27]而另一位历史学家孚雷则解析道，18世纪的君主制国家远不是反动的或被私利束缚住的国家体制，而是变革乃至普遍进步的伟大原动力之一，可以说是一个长期的“开明的”改革工地。[28]而关键性的问题在于，这个旧制度对于它所包含的现代性成分来说是太过于陈旧了，而对于它本身那种古老过时的东西来说又是太新了。18世纪，路易十四死后重新扩大起来的就是这个基本的矛盾。而这个制度对立的两极，即国家与社会，越来越难以相容了。[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