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的技艺

1848年1月29日，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众议院的演讲中告诫政治家们说，“当我终于要通过不同时代、不同时期、在不同人民身上，探求导致统治阶级崩溃的真正原因时，某个事件、某个人物、某个偶然或表面原因，我看得很清楚，但请相信，导致那些人失去权力的真正原因，就是他们已经变得不配拥有这种权力。请想想旧王朝(指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前的王朝——笔者注)吧;它比你们强大，强在根源久远，它比你们更善于依靠传统道德、悠久习俗、古老信仰;它比你们强大然而它却土崩瓦解了。而它为什么崩溃了呢?难道你们相信是出于某个特殊的偶然事件?难道你们认为这是出于某人的行为、财政赤字、网球场宣誓，是拉法耶特、米拉波?不，先生们，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当时的统治阶级，由于麻木不仁、自私自利、腐化堕落，因而既无能力又无资格治理国家。这就是真正的原因。”[1]

由此，托克维尔提出一个令人发省的关键性问题，统治阶级已经无“资格”，也无“能力”来治理国家了。“资格”涉及到合法性问题，能力涉及到治理的“技艺”。可以说，终其一生，托克维尔都在通过对法国革命历史的研究来思考，如何在建构统治合法性的同时，提升治理的能力，防止革命的发生，确保社会的进步与繁荣。本文将以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为个案来对此作一探讨。

一、贵族特权地位的形成和对自身利益的维护

正如托克维尔所说，当时的统治阶级的自私自利导致了革命的爆发。仔细探讨可以发现，这种利益格局的形成正来源于君主专制体制的形成和日趋强化。自从18世纪开始，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国王就把原先在封建庄园进行治理的封建贵族调离农村，而改由国王任命的官员来进行治理。由此，在建立起从上到下的垂直型中央集权统治体制的同时，贵族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特权。有如法国历史学家索布尔所说：这个社会再本质上仍是贵族性的，它基于门第特权和土地财富。[2]也正像托克维尔所说，“在贵族等级丧失政治权力的同时，贵族作为个人，却享有了许多他从未享有过的特权，或增加了他已经享有的特权。”[3]“这些特权一旦取得，便世袭相传，不可分离。这个贵族阶级越是不再成为掌权阶级，就越变成为种姓。”[4]

事实的确如此。革命前，在全国人口中，贵族的人数大约在35万人，占法国总人数的0.5—1.5%之间。这些贵族大体上分为两类：一是佩剑贵族，由于他们是用剑来保卫国王，以战争为业，故称之为佩剑贵族;二是穿袍贵族，主要担任法官和政府官员等。这些贵族享有各种封建特权，例如免服兵役，免除盐税、军役税，以及各种徭役。在财富上，贵族占有国家土地的三分之一，享有四分之一的农业收入。除了经济上的特权之外，国王任命的政府大臣都是由贵族担任，法院的法官由贵族出任，在军队中也只有贵族才能担任军官，贵族犯罪有特别法庭进行审理。贵族的这些特征被法国历史学家索布尔概括为，贵族阶级在18世纪中更加自我封闭起来了，这个集团垄断了一切军事、司法和教会官职，平民百姓被排除在外。此时的贵族阶级已完全成为寄生虫，贵族阶级以它的无用、奢求和拒不考虑整体利益自绝于民族了。

正是在贵族享有特权，特别是经济上的免税特权给法国社会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在革命爆发前，整个国家在经济上虽然繁荣，但却在财政上连年亏空。任何人都难以想象，在一个经济繁荣的国度里，国家却处于破产的边缘。

1774年，路易十六继位。面对于此，新的国王该如何治理这样一个庞大而又被“旧制度”缠绕的国家，他该如何去进行选择。当然他看到了旧制度的弊端，希望对此进行一番改革。所以，在他上任后，相继任用了一些财政大臣进行改革，其指导思想是取消一切奴役，一切特权，让贵族和僧侣同第三等级享受一样的税率。但在贵族特权等级的反对下，这些改革都没有实现。1783年卡隆上任之后，针对前任的举措以及失败向国王上疏道：我轻而易举就可以证明进一步征税是不可能的，总靠借钱也不是办法，而仅限于经济层面的改革也是不够的，当前的事态说明通常的方法不能实现我们的目标，唯一有效的补救措施乃是彻底纠正体制内部的一切弊端，才能重振整个国家的活力，这是我们唯一的选择，也是真正使财政重回正轨的唯一方法。[5]他还在给国王的名为“财政改革计划纲要”中说道，最有钱的人捐税最少，特权又破坏了一切的平衡，这里根本不存在一种持续性的原则或是共同的意志，这必然是一个很不完善的国家，处处都是弊端，不可能治理好。[6]卡隆的这份奏折明确地指出了“旧制度”所遇到的问题，贵族特权的存在导致了社会的不公平和怨恨，使国家陷入危机之中。

显然，在特权阶级的抗议下，这一改革再次失败。到革命前的 1788年8月，国王召回新的财政大臣内克，希望以他的理财能力来解决这场财政危机，并重新推进改革。内克上台后，面对贵族的反抗也无能为力。这样，我们看到，从莫普到内克，国王任命的这些财政大臣所进行的治理措施，其指导思想是希望贵族们能够识大体，顾大局，主动放弃一些自己的特权和利益。但令人惋惜的是，贵族们根本不愿意这样做。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想拯救危机中的国家，只有召开多年没有行使过权力的三级会议了。1788年的8月8日，国王同意在第二年的5月召开三级会议。

但令国王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三级会议的召开反而成为了革命的导火线。6月20日，第三等级在“网球场宣誓”，宣布从此独立议事，不再和第一、第二等级一同开会。此时，革命已如箭在弦上。而就在这样的关键性时刻，路易十六却犯下了致命性的错误，他没有冷静地看到应该顺应第三等级的这一要求，反而错听了属下的建议调集了军队来威胁第三等级。6月23日，国王率领士兵进入到了第三等级将自己命名为“国民议会”的会场，并对这些代表说，如果你们在这项如此美好的事业中背弃我，我将单独为我的人民谋求福利，先生们，我现在命令你们立即解散，并于明天早上在为各等级准备的大厅继续讨论。面对此，第三等级的代表米拉波说，只有靠刺刀的力量才能使我们离开我们的座位。随后人民群众走上街头，支持第三等级，并在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狱。以此为标志，革命正式爆发。由此，国王原意召开三个等级会议共商国是进行改革宣告失败，或者可以说，本想以改革为开端但却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而路易十六自己也在随后的革命中被送上了断头台。

时至今日，人们还在为路易十六之死而感到扼腕痛惜，但历史总归无法挽回。从1774年开始执政一直到1789年的革命爆发，路易十六一直不停地在进行改革，因为他看到了“旧制度”的弊病，他要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除旧布新，希望通过体制内的渐进改革来完成体制的新旧转换。所以，他将改革的重点指向了“旧制度”的中心：贵族及其特权。但恰恰在这里，困难最大，阻力最大，由于贵族的反对致使改革无法推进。因此，路易十六不是如人们在历史上所看到的是因为拒绝改革而遭到毁灭，相反，却是由于尝试改革而断送了王朝。请看托克维尔对此的精辟分析：“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只有伟大的天才才能拯救一位着手救济长期受压迫的臣民的君主。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当时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于是人们的情绪便更激烈：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封建制度在盛期并不比行将灭亡时更激起法国人心中的仇恨。路易十六最轻微的专横举动似乎都比路易十四的整个专制制度更难以忍受。”[7]

今天，回望这段历史，令人感慨和唏嘘不已，如果贵族阶级接受改革，并与资产阶级达成妥协，如果在社会领域中各个阶级特别是贵族阶级能够让渡自己的利益，形成改革的共识，那么法国的历史就会走上一条不同的历史道路。但历史无法假设，如果要找寻原因的话，也正像历史学家所说，旧制度的自我改革没有成功，那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路易十四、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的错，因为他们本人独揽了授权这些必要改革的权力、权威以及权利。[8]旧王朝瓦解了。推翻它的不是政治上的反对者，更不是一心想要捣毁它的革命者。旧王朝的瓦解是源于自身内部的矛盾。[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