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的技艺 （3）

三、误判已经变化的社会，未能改变权力运行的方式

1789年的7月14日，国王在接到手下大臣报告说，人民已经攻占了巴士底狱，他不禁脱口而出，难道发生了一场暴乱吗?大臣告诉他，不，陛下，那是一场革命。[30]事实上，包括国王在内的统治阶级完全都没有意识到革命的发生，旧制度将要被推翻。因此，通过对法国革命的探讨，让思想家托克维尔看到了在统治阶级的治理能力失调的背后，存在着的是对未来社会发展趋势和思想观念取向判断的失误，或者根本就没有判断。

那么，这个时代的特征是什么?托克维尔在1835年出版的《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曾这样概括道：社会正在改变面貌，人类正在改变处境，新的际遇即将到来。[31]具体而言，那就是“民主即将在全世界范围内不可避免地和普遍地到来”[32]，“身份平等的逐渐发展，是事所必至，天意使然。这种发展具有的主要特征是：它是普遍的和持久的，它每时每刻都能摆脱人力的阻扰，所有的事和所有的人都在帮助它前进。”[33]而民主的发展，在另外一种意义上说，就是旧的贵族社会已经永远地消失了，不可能再会到来。正如托克维尔自己所说，贵族制已经死亡了。[34]“贵族制从此只存在于历史中……”[35]

面对如此的社会巨变，原先的原则、观念已经无法应对，原来的话语表达体系也和此格格不入。因而，对统治阶级而言，托克维尔不断警示，要改变统治思想。他一再表达道，并非法律机制引发诸如革命等重大事件，而是统治思想本身。“看在上帝份上，改变统治思想吧，因为，让我给你们再重复一次，正是这一思想把你们引向深渊。”[36]具体而言，托克维尔说，在我们国家，政府要想维持其地位，所能遵循的最稳妥的办法就是好好治理国家，尤其要在考虑大众利益的前提下治理国家。[37]这些话看起来是托克维尔对1848年革命前的政府所说，实际上也同样适用于1789年法国大革命前的政府，或者说这本身就是对1789年革命爆发，国家治理失败总结之后的宝贵经验。

仅仅于此还不够。在法国革命前，由于君主制中央集权体制的不断强化，同时，又由于政府极力推动经济的发展，导致了资产阶级的成长，一种社会关系的变革，思想观念上个人主义的崛起。原先的社会结构在新的阶级的成长和旧有阶级的衰落之中发生了变革，社会运转的基本原则也发生了变化，社会的急速转型正加大了现有体制溃败的风险。因此，如何治理一个即将面临崩溃的“旧制度”，如何通过渐进的方式而非革命的方式完成这一转型，而这将对国家管理者提出了尖锐的挑战，更是严峻的考验。也就是说，面对着已经变化的现实世界，执政者施行权力的方式必须要随之改变，而非是固守于既有的程式。正是基于此，孚雷才说，法国大革命爆发时，法兰西王国并非万马齐喑，一成不变。恰恰相反，半个多世纪以来它一直在经受着异常迅猛的社会经济变革，只是国家难以适应罢了;况且对于一个专制制度来说，最困难和最危险的莫过于某些基础职能发生了变化，尤其是让其自由化。[38]

就法国大革命而言，对中央集权功能和其定位的自我认识，如何对启蒙运动新思想和新话语等这些知识传播进行管理都是对治国者治理能力的考验。法国历史学家在谈到法国革命的原因时，不仅看到了隐含在社会内部的阶级冲突，而且看到了是一种思想观念和知识上的对立。当代历史学家孚雷写道：“中央集权正在使一个社会的精神民主化，而这个社会却还死死抓住它被掏空了内容的贵族形式。矛盾把这个社会引向革命，这个矛盾本质上并不是社会性的，而是知识和道德范畴的;……它基本上反映的是埋藏在全社会纵深之处的一场价值冲突，尤其是在民主的个人主义和贵族的种姓精神之间。[39]

不仅在思想观念层面上，政治统治者没有作出正确的判断，同样，在表达思想观念的话语体系上，也存在着严重的滞后。随着经济和文明社会的发展，启蒙思想的传播，人们不仅在接受这些新思想，而且在用一整套新的话语体系进行表达。这意味着，在革命前，时代的精神已经在变化，使用的话语也在转换。例如革命前一位神父这样描写道：“关于人类的平等、个人的自然自由、君主制度的弊政以及对一个门阀阶级宗教般的荒缪崇拜的哲学思考，英属美洲殖民地的榜样，人人都在传阅的书籍，广泛传播的、认为应把一些放在自然法天平上考量的思想认识，所有这些都使得君主制信仰及启示宗教之外产生了一些新思想，这些新思想与我年轻时看到的占支配地位的思想相距十分遥远……我年轻时经常听到的说法是：为国王服务，为祖国服务，安心农事，老死乡村，但如今这些话在法国人的嘴里不再有过去带有的那种光荣或鄙视的意味。现在人们都不敢说‘为国王服务’，取而代之的是‘为国家服务’。但在路易十四时代说这样的话则是一种僭越和冒犯。我们已经看到，路易十五在位的最初二十年还有这种精神的遗风，比如，有位大臣在科学院曾反对别人高呼‘为民族服务’。他说，‘法国根本没有民族，只有一位国王。’今天，在巴黎的各个交际圈子里，几乎没人敢说‘我为国王服务……’而‘我为国家服务’，‘我曾为国家服务’才是最常见的说法。”[40]但反观政治统治者，他们还沿用过去那套过时的政治话语来阐述法国国情，甚至还用以推行法国的现代化变革。托克维尔认为如此一来会产生混乱，进而形成悖论，发展成为冲突、反抗、叛乱甚至革命。[41]目前，当代历史学家已经从阶级冲突、思想冲突转向话语体系冲突来解释革命的爆发，这不仅反映了历史解释视角的变化，同时也从另一维度体现了既有的权力运行体系无视已经变化的现实世界，依然我行我素，治国者的治国技艺与当时的社会现实严重脱节。

因此，准确地理解已经变化的现实世界，并在此基础上，改变权力运行的方式，提升政府的治理能力将至关重要，托克维尔在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后也明确地告诉了世人。如果说当时的法国政治家们因为缺乏治国的技艺而导致革命爆发的话，毋庸说其根本原因在于强大的专制统治体制，在于政治权力控制着一切，主宰了一切，而没有让社会得到正常的发育，特别是在把城市和乡村的自治彻底摧毁之后，原先的一切公共生活均已不在，人民也缺乏参与公共生活的机会，以及积累起丰富的治世经验。托克维尔说，“由于不再存在自由制度，因而不再存在政治阶级，不再存在活跃的政治团体，不再存在有组织、有领导的政党，由于没有所有这些正规的力量，当公众舆论复活时，它的领导便单独落在哲学家手中，所以人们应当预见到大革命不是由于某些具体事件引导，而是由抽象原则和非常普遍的理论领导的;人们能够预测，不是坏的法律分别受到攻击，而是一切法律受到攻击，作家设想的崭新政府体系将取代法国的古老政体。”[42]一如法国历史学家孚雷所说：“文人倾向于用法去代替事实，用原则去代替利益平衡及手段平衡，用价值和目的去代替权力和行动。就这样，法国人由于被剥夺了真正的自由，只好走向抽象的自由;既然无力从事集体的试验，没有办法检验行动的极限，他们就只好无形中转向了政治的幻想。正因为在人和事的管理上缺少一种辩论，法国于是转到了讨论目的和价值方面，把这些东西当作政治活动的惟一内容，也当作惟一的根据。”[43]也正是由于法国民众谈论和沉溺于这些抽象的原则，同时也激发起他们对未来的渴望，一种无限的想象，没有边界限制的未来理想，而革命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实现这一想象的最好方式，和形成当时社会的“公共舆论”。例如思想家达尔让松在其“回忆录”中，有10次提到了革命：“这个国家肯定要发生一场革命”[44]。在巴尔比埃的书中，有5—6次反复提到“这个国家的全面革命”。 1757—1758年，默皮诺(Mopinot)在书中写道“人们远非害怕革命，而是渴望革命，只是有人高声喊叫，有人发自心底地期待。”[45]

正是在托克维尔那里，对法国革命的分析和总结告诉了世人，只有在自由的体制下，放手让各个阶层以及人民参与到政治生活和社会公共生活中去，才能够培养起他们的适度中庸，不走极端，形成治世经验。为此，我们也才可以理解，托克维尔所说的要用治世的科学取代理性的设计，避免出现“似乎要么全盘忍受，要么全盘摧毁国家政体”。[46]也正是如此，今天的历史学家才反复表达道，专制主义国家摧毁了自己，摧毁了社会应有的活力和放手让人民自己从事实践的机会，“中央政权已成为社会机器的唯一动力，成为公共生活所必须的唯一代理人。”[47]由此可以看出，一个自由的体制，一种公共空间对于培养起人们，包括政治家治国的技艺是多么的重要!对于克服人民的崇尚极端、热爱暴力的狂热心态和情绪，防止革命的发生又是多么的重要!对这一点，托克维尔一再告诫道：长期以来，贵族和资产阶级被排除在一切公共生活之外，他们表现出这种独特的缺乏经验并不使人惊异;但是更令人惊异的是，正是那些领导国家事务的人，大臣、行政管理者、总督，毫无先见之明。他们中间许多人对于本职工作的确都精明强干，洞悉当时政府的一切细枝末节;但是，一涉及治国这门科学，这门教授如何理解社会普遍运动、如何判断群众精神动向并预见其后果的科学时，他们就和民众一样一窍不通。事实上，只有自由政治制度才能把治国安邦的要术完完全全交给政治家。[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