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关系：新型大国关系的潜质与衍生

新型大国关系是当前国际政治热门术语，主要用于定义新形势下在国际体系中处于上升势头的新兴大国与体系中居主导地位的守成大国之间发生剧烈变化的关系之性质及其发展前景，但新型大国关系显然不是定义这两个不同类别国家的群体之间的关系。虽然中国在提出这个理念时并没有给出明确的指向，然而中国领导人主要和美国讨论该理念的事实亦表明了中国的战略意图。这个意图是否为美方接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当前剧烈变化的背景下，美国在中国的战略思考中显然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尽管中国亦没有指明新型大国关系仅仅是对未来中美关系的一种规划或期待，由此，新型大国关系也被广泛解读为中国提出的关于国际关系的新理念，这在已经发表的诸多分析文章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出。在此基础上，合乎逻辑的问题就可能引向中国的新理念是否也包含中国与其他大国关系的规划或期待。

本文拟讨论的对象是中国的一个重要邻国。尽管在中国的战略讨论中没有将印度列入大国关系的范畴，但印度的身份特征以及印度在中国的战略规划中应有何种地位等却是中国面对的问题，如何处理对印度政策亦已成为判断中国对外战略的一个具有指标性意义的课题。在这个意义上，本文认为，虽然新型大国关系并非针对印度而发，但如何处理中印关系，从中国的角度观察，或可成为新型大国关系的衍生。

一、印度在中国对外战略中的身份特征

印度是地理和物理意义上的大国，但尚不是国际政治意义上的大国，更不是地缘政治意义上的强国。这个定义可能在印度引起很大争论，但在国际上，将印度视为潜在的全球性大国显然是主流意见，例如小布什总统2006年访问印度时就许诺美国将“帮助印度成长为全球大国”，[1]这个许诺除了其他政治涵义外，至少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印度还不是全球大国，而美国所谓全球大国，通常是指具有重要地缘政治影响的国家，亦是美国需要全力防范的国家，因为美国的基本国策就是阻止任何国家在世界主要地区取得主导地位。关于美国的这个观念对美印关系的影响后文将继续讨论。

在中国对外战略中，决定中国对印度战略的考量主要来自于中国所处国际环境的特殊条件。由于中国并非国际体系的创立者，更非主导者，因此不存在中国担心印度成长为挑战国际体系之国家的问题。印度是否能够成长为真正的全球大国，这主要是由印度自身的发展所决定的，在此过程中，印度如果要挑战现有的国际体系游戏规则，那也是印度的国家利益所致，中国不大可能理解为印度的挑战是出于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但是只要印度的挑战不损害中国的利益，中国并不会对印度的行为持异议，例如2011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卡恩因性丑闻下台，在推举新总裁候选人时，印度率先提出改变该总裁职位必由欧洲人出任的游戏规则，印度主张选贤，这当然是对现行国际机构游戏规则提出挑战之举，印度的动机究竟是要推出一位印度候选人还是其他原因暂且不论，但印度的这种挑战总体来看是符合正义和民主原则的，因此中国是持支持态度的。这里并不存在如果印度的提议成功是否可能损害中国的国际地位的问题。

印度尚未成为全球大国的事实并没有降低印度对中国的重要性。印度地处中国的西南周边，有广袤的国土和巨量人口，更重要的是印度和中国有长达数千公里尚未划定的边界，双方曾经因英国人退出南亚留下的这个后遗症爆发激烈的冲突，延至今天，仍然是亚洲最重要的主权纷争之一。这些简单的事实就决定了印度对中国外交战略有着无可置疑的重要性。印度独立和新中国成立后，两国关系的当代部分开始演进，相比之前两国间悠久的交往和基本友好的接触，当代中印关系却烙上了地缘政治的深刻印记。需要指出的是，印度被殖民时期的两国关系实际也并不很通畅，英国主宰的印度外交完全是把印度置于英国设想的全球格局中安排，因此对当代中印关系所做的积极贡献非常有限。这导致了一个相对比较奇怪的局面：虽然中印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有着数千年的交往，而且按照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的说法，这些交往都是友好的，两国间只是后来发生了十分短暂的摩擦和冲突，[2]但对当代中印关系却仍然需要重新定义，并且这个重新定义的进程也十分不易。[3]这表明现代国际政治的地缘竞争因素已经彻底改变了中印两大文明相处的条件，两国虽均非西方国际政治理论所定义的民族-国家，但决定民族-国家间关系的各种因素都已加入到中印关系中，需要两国重新审视相互关系的性质和意义。从这个角度衡量中印后来发生的冲突，应当说这类冲突既非意外，也不是非常激烈的，尽管冲突也许更加唤醒了两国关系中存在的地缘政治因素。这是从理论的消极意义上看印度对中国的重要性。

在积极意义上，印度对中国的重要性体现在多个方面。正如很多分析一再指出，中印同为古老文明，互为紧邻，虽有天然的地理阻隔，但两国历史上传承的合作交流对两个亚洲大国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最著名的当然是诞生于印度的佛教传到中国，对华夏文化的锻造整合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今天没有人能想象可以有一个没有佛教的中国文化，或者说印度对中国文化的完整性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然而这不是印度对中国具有战略重要性的主要方面。在现代国际政治意义上，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传承和交流发挥的作用是长期的，也可能是隐蔽的，远不及地缘政治利益体现的那么急迫和重要，更不用说吸引舆论和国际社会的关注了。因此，讨论印度对中国的战略重要性，主要也是讨论体现在地缘政治领域的若干比较突出的方面。

首先，印度是一个正在快速发展的巨大邻国，其广袤的国土和巨量的人口都预示着这个国家未来的发展潜力。关于印度未来发展是否与中国形成互不相容的局面，在两国领导层的共同努力下，至少在观念上双方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其代表性的观点见于印度总理曼·辛格2008年访问中国在中国社科院发表演讲时所阐述的，即“世界足够大，可以让印度和中国在加强合作的同时共同发展和繁荣”。[4]印度总理的这个观点得到中方的赞赏，并在其后中印领导人会晤时一再得到肯定和发扬，说明双方都意识到建立恰当的可持续的中印关系需要包容的积极观念，而这种观念必定是基于正确认识对方之地位和作用的。虽然仅凭领导人的一个说法尚无法肯定中印两国必然为对方的发展而鼓舞，但从双方近年来在经贸投资金融诸领域的积极互动来观察，可以肯定双方互相包容的趋势在上升，重视对方发展所带来的机遇的因素也在上升。

其次，在中国构建稳定周边的战略中，印度及其南亚地区是重要一环。周边地区是中国对外战略的重点，稳定周边是中国始终坚持的外交目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睦邻友好政策为稳定周边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中国赢得和平国际环境的重要标志，使国家的发展目标得到跨越式实现，加速了中国成长为全球大国的进程。但由于这个进程的快速发展，中国的周边环境也在发生急剧改变，以东海南海发生的争端为标志，中国的周边地区正在呈现新的格局，需要中国有新的对策。在这个过程中，以印度为代表的南亚周边将成为中国制定新的周边战略的一个重要考量。

再者，在全球政治演进格局中，中印是新兴大国的代表，这意味着国际政治格局如果要发生重大改变，中印多半是主要驱动力。在这个预期的进程中，中印如何相处或者是否携手合作就成为关键。由于这个原因，目前仍然主宰国际体系的西方国家将高度关注这个问题，事实上，早在新世纪初，美国已经觉察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如在小布什入主白宫后担任其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赖斯就曾分析，“美国应当更密切地关注印度在地区平衡中的作用。现在有一种强烈的概念上的趋势，那就是把印度与巴基斯坦联系在一起，就是关于克什米尔问题的，或这两个国家的核竞争。但印度是中国要考量的一个因素，印度也应当成为美国考量的因素。印度还不是一个大国，但有潜力成长为一个大国。”[5]美国出于其战略利益的考量，要将印度与巴基斯坦脱钩，旨在将印度与中国挂钩，重新定义印度的战略地位对美国的意义，这个设想在小布什任职期间全部实现，在其2006年3月对印度的正式访问中声称美国要“帮助印度成长为全球大国”。虽然美国调整对印度政策与其在南亚反恐有关系，但印度作为新兴大国所具有的战略意义显然超越了反恐的范畴，从美国政要的言论中可以明显观察到印度在美国看来具有的所谓战略平衡作用，其平衡的对象显然是中国。美国的这个转变对中国如何看印度应有一定的启示意义，美国对印度的看法或可从另一个角度验证印度在中国对外战略中的身份特征。这种身份特征既是基于印度固有的体量和地理位置而体现出来的地缘政治涵义，也显示出印度作为新兴大国在快速变化中所具有的不确定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