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关系：新型大国关系的潜质与衍生（3）

三、从新型大国关系看中国对印度政策

中国对印度政策在两个层面上已然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其一是中国的周边战略，另一是“金砖国家”合作框架。这两个层面在中国的对外战略中各有侧重，两者之间的逻辑联系则不太明显。从新型大国关系角度考察中国对印政策，或可构建上述两者间新的关联。

在中国的周边战略中，印度是西南周边国际环境的举足轻重因素，这既包括中印双边关系中仍然存在的问题，也体现在中国寻求打造睦邻合作结构时面临的整体性挑战。在地区层面上，中国向来将印度视为大国，是中国南亚战略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新世纪以来，中国对印政策在经过上世纪90年代的大幅起伏后走上平稳发展的路径，虽然两国间的重要问题大抵都没有解决，但中国坚持的“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方针显然同样适用于对印政策，因为一个敌对的印度在任何意义上都不符合中国的利益，这些利益集中起来，首先就是构建稳定和平的周边。2003年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访华，中国当时就任不久的新领导人与印方就如何构建面向未来的中印关系进行了广泛全面的讨论，最终达成构建中印“全面的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共识，[10]，这拉开了两国在新世纪全面合作的序幕。在这一轮和解，以及嗣后2005年中国总理温家宝访问印度，双方更将两国关系升格为“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反映了中方重视印度的战略地位和作用。[11]从中国的目标看，印度的战略地位和作用首先就体现在印度所处的南亚，以及进而也同样体现在印度推行“东向”政策后在亚太地区日益上升的活动中。印度的行为和现实及潜在的目标构成中国制定周边战略的一个重要考量，因此尽管印度远远不是一个全球性大国，但对中国的影响不容忽视。

在新兴大国的合作框架内中印的互动是中国对外战略的另一个层面，“金砖”国家是代表性机制，此外还有G20等更为广泛的国际机制。作为新兴大国的代名词，“金砖”国家是二战后国际体系中最具潜力的后起大国的合作平台，在未来的国际体系变化中很可能扮演关键角色，其最新例证是2014年3月俄罗斯-乌克兰危机爆发，西方国家动用联合国表决机器，在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认定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非法”，但值得注意的是所有其他“金砖”国家，即中国印度巴西南非都投弃权票，没有支持西方的动议，有学者就指出，尽管“金砖”国家集团受到某些成员国之间存在的敌意的制约，但“（她们）经常通过共同支持反西方或至少是后西方的立场，试图战胜集团内部的这些挑战。”[12]这个分析似乎特别适用于中印在此框架内的现实与潜在合作。同为新兴大国，中印间固然存在历史遗留问题和矛盾，但两国在国际体系中相类似的地位，即两国均非现行国际体系的创立者，以及两国都希望至少是“修正”该体系中已经确立的规则和范式，这些特点决定了两国在更为广阔的国际体系范畴中是有着共同利益和立场的，但在现行的体系中，能够提供合作的架构和平台仍然有待发掘，而“金砖”国家是可以实现这种合作的可能机制之一。值得注意的是提出“金砖”概念的并非是新兴大国，而是发达国家的研究者，说明发达国家实际上已经注意到新兴大国的一些重要的共同点，或曰利益汇合点。由于中印关系仍存在一些难题，因此西方国家一般都倾向于扩大两国间的矛盾，忽略或故意不提两国存在的共同利益，特别是这些利益汇合点往往与发达国家的利益相悖，这在关于全球气候变化和排放控制、世贸组织框架内关于贸易规则的谈判、国际金融机制改革与管理等领域都有体现。

中国主张在国际体系中加强与印度的合作，其出发点可能有若干要素。首先是中国对两国同为新兴大国的身份特征有认同。2013年3月，习近平在赴南非德班出席“金砖国家第五次峰会”前夕回答印度记者问题时指出，“中国和印度有着传统友好关系，也是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两国人口加起来超过25亿。中印一起走和平发展、合作发展道路，是两国共同利益所在，对亚洲和世界也是一件大好事。”[13]这不是第一次中国领导人将中印置于同类国家，说明这个意识在中国对印度政策中确实具有重要的地位。其次是中国可能认为面对来自西方大国的压力时，中印需要加以克服的挑战和问题也是类似的，如全球气候问题和排放控制，在国际机构和媒体，西方的分析通常将中国和印度相提并论，这自然促使中国寻求与印度在一些关键问题上的共识。再者，尽管中国无意挑战现行国际体系，更愿意在现行国际规范和制度的框架下通过加强合作来谋求自身的正当权益，但如果创建现行体系的西方大国不可避免地衰落下去而无法或无能管理，以至于新兴大国的利益受到严重挑战，在这种情况下，改变和创建新的规范与制度的必要性必然出现，能够接受这种挑战的非新兴大国莫属，与此同时，也必须看到，以新兴大国的能力而言，在可预见的未来，她们可能都不具备单独承担此项重任的条件，因此就必须寻求潜在的合作伙伴。中印虽然并非天然的伙伴，甚至还可能是天然的竞争者，但在共同利益面前，合作的需要会上升。中国作为新兴大国的代表，亦是“金砖”国家机制的领导国家，将印度视为该合作机制中重要的合作伙伴是题中应有之义。此外，相对于中国期望的其他合作领域，如在地区层面和次地区层面，中印在诸如“金砖”机制这样的框架内合作所遇到的阻力可能比较小，也是便于推行从易到难的政策实践，而双方在比如说东亚、东南亚和南亚等地区层面显然将遇到更多的困难。

新型大国关系强调两大原则，一是双方努力不冲突不对抗，另一是努力寻求合作共赢。这两大原则在上述关于中印关系的两个方面都有着特殊的适用性。在实现中国的稳定周边创造和平周边环境方面，中印双方如何做到不冲突不对抗是未来考验两国决策层智慧的重要方面。从新世纪以来的经验来看，双方虽然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方面投入巨大，也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例如2005年签订的解决边界问题的政治指导原则框架协议就是两国历史上第一次就解决边界问题达成的正式协议，尽管这还远远不是最后的解决方案。另一方面也可以观察到，由于边界争端的持久历史和涉及的利益层面特别巨大，达成最终解决方案对双方都是严峻的挑战，也不可能设定任何时间表。在此背景下，如何保持边境地区的稳定与和平，防止双方因没有解决的矛盾，特别是对边界争端的历史的解读，以及对“实际控制线”的认识差异等问题，而产生新的冲突与对抗。因此，不冲突不对抗原则在中印关系中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例如2013年4月在有争议的西段边界发生的所谓“帐篷对峙”事件比较典型地反映了维护边境地区和平与安宁的重要性。[14]同年10月，印度总理辛格访华，双方达成“边防合作协议”，正如中国学者指出，“中印之间的最大问题是两国边界悬而未决，维护边境相安无事有相当难度，而这份协议就是在中印边界问题重趋突出的时刻，担当起了维护边境地区和平、稳定和安宁的艰巨使命。”[15]而中国积极推进与印度共同维护两国政治与安全关系的稳定发展，正是新型大国关系原则的贯彻。

中印合作共赢原则在国际领域体现最为充分，双方的合作精神在利益交汇之处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在温室气体排放，还是在贸易规则制定，或者是国际金融机构改革，一系列双方有着共同利益的领域，寻求合作协调事实上并不困难。而新型大国关系原则传达的精神并不是大国间没有矛盾，而是坚持在可以合作的领域做出各自的努力。中国的对印战略所遵循的基本思路正是以此为指导，即使在印度方面有时并不能得到充分理解，例如在安理会改革的问题上，虽然中方一直强调支持印度在联合国发挥更大作用，但由于国际社会迄今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共识，而印度参与的“4国集团”在国际上根本得不到普遍支持，在此背景下，中国没有发表支持印度“入常”的公开声明完全是一种策略性选择。因此中国并不因为印度媒体或某些人士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而动摇与印度在国际组织与机制内的合作意向。预期中国对印战略将继续沿着这个方向前进。

综上所述，新型大国关系虽然不适合用于描述和分析目前的中印关系，但其精神和原则已经贯穿于两国关系的发展实践中，并且有理由预测在中国的对外战略中，中印关系有较强潜力可发展成中国预期的新型大国关系，因而也有同样理由可以认为目前的中印关系是新型大国关系的合理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