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条件探索（2）

二、中美关系中竞争性新议题分析

在强调发展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的同时，我们也要重视并审慎评估中美关系中出现的问题。具体而言，这些新议题[7]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东亚地区领导权的竞争。随着国家实力的大幅提升，特别是自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并保持至今，中国在经济上正日益缩小与美国的差距，而且在抵御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其表现要比多数西方国家好得多。中国在东亚地区的主导性和影响力日益增强。从过去中国的外交重点来说，中国外交向来重视加强同周边国家以及亚太地区国家之间的合作。将其视为中国对外政策的重要基石。邓小平同志较早就提出了“稳定周边，立足亚太，走向世界”的外交指导方针。之后，中国将“周边是首要”确定为外交的指导政策，随后又提出“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方针以及“睦邻、富邻、安邻”的政策，积极深化与周边国家的合作，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目前，中国同几乎所有亚洲国家建立起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成为许多周边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例如，中国同东盟共同建成了发展中国家之间最大的自由贸易区，涵盖中国及周边国家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也取得重要进展。与此同时，周边地区也成为中国对外贸易出口和投资的重要区域。[8]应该说，无论从地理方位、自然环境还是相互关系的角度看，周边对中国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尽管中国在主观上并没有将美国排斥在外的意愿，但是中国力量的上升趋势所带来的客观结果是，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使美国感受到了来自中国发展所带来的压力，美国由此产生了强烈的被排斥感，认为中国开始凭借自己的力量进一步扩大其核心利益的范围，不愿意让步的问题也会日益增多。[9]对此，美国以积极的姿态进入亚洲，还宣布自己是“太平洋国家”，[10]认为亚洲构建的体系结构是美国战略的第四根支柱，美国的安全与繁荣在21世纪将取决于其在亚洲的存在和参与。[11]可以说，亚太地区已经成为中美两国探索构建面向21世纪新型大国关系可能性的试验场所。美国在亚洲的“再平衡”政策也就很容易被理解为是美国旨在对中国挑战其亚洲领导地位而进行反击的一种战略。

第二，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过程非常迅速，其基础是产业的现代化，背后有强大的工业基础作支撑，而中国的产业体系和产业链又比较完整，存在一个非常扎实和稳定的现代化工业体系。美国对中国军事现代化充满了忧虑。2013年5月6日，美国国防部发布了《2013年度中国军力和防务发展报告书》，对中国军事力量的快速发展变得更加“焦虑”，重点强调了中国军力缺乏透明度的问题。这份报告还首次披露了多种中国新型武器的发展状态和性能评估，认为中国的“反介入和区域封锁”武器对美国维持亚太地区稳定的关键战略目标构成严重挑战。此外，中国还在空间作战、战区反导、综合防空、水下作战、核威慑与战略打击、作战指挥控制能力、陆海空协同训练和演习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12]西方媒体甚至认为，“中国有雄心，而且逐渐有能力成为区域霸权。中国坚定地致力于将美国排除在亚洲之外,而这一区域事关美国安全的核心利益。中国也正在把东南亚国家拖入它的默认势力范围”。[13]在2013年公布的中国国防白皮书中，虽然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基调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防御性国防政策，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不干涉别国内政，永远不争霸，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军事扩张”，[14]但美国仍然对中国的国防政策表示了担忧。正如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提供的一份报告所认为的，中国已经迈上了军事强国的道路，这些改变将确保中国发展成太平洋地区能够与美国抗衡的潜在军事力量。美国把中国视为一个明确的竞争对手以及潜在的未来威胁。[15]

第三，中美在无限空间领域的竞争大大增强。传统的地理空间包括海、陆、空领域，但是在无限空间出现了太空、电子、网络领域。在太空领域问题上，美国国内舆论对中国航天技术的发展和进步流露出了复杂的心态，是否要和中国进行太空合作一直是一个争议性问题。赞成派认为太空本身就是世界的，应该加强同中国的合作，过于保守只能导致退步；反对派认为技术转移等于加强中国的军事实力，这对美国来说是危险的，中国登月计划及其他太空计划都有重要的“军事意义”，他们甚至认为中国军队可以借此获得有关远程通讯、测绘、导弹技术和反卫星战争等方面的经验。[16]在电子和网络领域，中美之间的竞争和防范也日益提高。例如，美国政府的一份报告指出，“越来越多的美国企业严重担忧中国通过网络针对性地攻击和窃取其商业机密和专有技术，国际社会不能容忍这种活动，美国将对网络威胁采取行动，以保护美国的经济”。[17]有学者认为，网络空间不仅对传统中美关系形成了冲击，而且还引发了相应的博弈与竞争，如网络空间治理权之争、网络军备竞赛和网络话语权竞争等。网络空间的中美关系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中美关系在实体世界的体现。中美之间的矛盾和分歧必然在网络空间浮现。同时，信息本身的不确定性也会导致中美网络空间安全困境的产生。[18]

第四，中国的产业升级。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扩散，出于市场、国际技术分工、劳动力成本和环境污染等因素的考虑，美国将本国的产业转移到国外以寻求更大的利润，于是出现了美国国内制造业的“空心化”现象。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中国承接了国际产业分工中产业转移的较大份额。虽然中国的工业化开始于低端产业，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现在已经形成了从低端日用品到中高端电子、机械产品等品类比较齐全的产业体系，并形成了一定的开发能力，开始挑战之前美欧占主导地位的高端产品以及它们所制定的相关产业和技术标准与规则。根据相关的数据统计，在中国出口的产品中，之前占主导份额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如服装、鞋帽、玩具等初级产品)的比例大大下降，而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呈现上升的趋势。[19]随着中国产业的升级和换代，其导致的一个结果是，中美的经贸关系由过去的互补性变为竞争性，中美在经贸领域的摩擦也会日益增多。

第五，中国走向海洋，中国的海洋战略从浅蓝发展到了深蓝。对中国而言，中国发展海洋战略主要出于经济增长而非军事目的的考虑。作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中国对外贸易的90%是通过海上运输完成的。根据《2012年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公报》，2012年中国海洋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9.6%。[20]海洋经济无疑已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在中国经济面临转型和结构调整的阶段，潜力巨大的海洋经济无疑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因此，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明确提出了中国要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的目标。应该说，中国的海洋战略主要出于保持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目的，而不是单一的军事目的。中国并没有意愿挑战美国的海上霸权。但是，随着中国与相关国家的海洋权益争端日益加剧，中国的海洋安全环境日趋复杂化。另外，随着中国国家力量和国际地位的增强与提高，中国的海外利益也相应地在不断拓展，国际社会也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维护国际海洋安全的责任。在此背景下，中国海上力量的有限发展以及为承担国际义务而进行的亚丁湾反海盗巡逻、新增航母等行为都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于是周边有些国家和西方国际舆论开始炒作“中国海权威胁论”。这种言论作为“中国威胁论”的一种重要形式，大有甚嚣尘上的态势。[21]例如，美国亚太安全研究学者亚历山大·武温(Alexander L.Vuving)认为，面对中国崛起且越来越想掌握海权，美国应维持自己在亚洲海权的支配地位，防止中国挑战美国海洋霸权。[22]还有美国学者认为，“中国目前的军事现代化一直有明确指向，它旨在以多种防区外攻击的方式让美国完全远离中国的周边海域，以便形成一个西太平洋的封闭外壳，让中国在该区域的力量占据主导地位，造成美国对此区域军事力量的中立化”。[23]美国认为，中美之前和平相处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国当时只是地区性的陆地大国，还不是海上大国。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中国变成了一个海陆兼备的国家。对于中国这一海洋战略，美国认为这会对其造成巨大挑战。

第六，中国对美政策形成共识的难度有所加大。一般而言，中国之前对美政策的制定大致由外交精英主导，比较容易形成共识并达成统一的行动，但随着中国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变得日益多元化，不同的利益行为体在对美问题上的利益诉求也不尽相同，发出的声音也有所差异。加之信息技术所带来的便捷性与及时性条件，公众意见也会对对外政策产生影响。此外，中国对外事务所涉及的部门也越来越多，其外交行为体不再仅仅限于国家的一些专有权限部门(如外交部、商务部和国防部等)，对外交决策的统筹与协调更加复杂，难度加大。美国要适应中国对外政策决策方式的多样化，调整之前的交往方式，关注中国诸多外事行为体的利益诉求与差异性方案，并分别对它们进行评估与分析，进而确定其对华外交政策。

第七，中国道路与美国模式之辩。早在20世纪60-70年代，西方学者已经开始关注中国发展道路问题，随后有关中国发展模式的探讨日益增多。[24]中国和平发展取得的成就使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意识到，除了美国模式外，还有另外一种模式可以使本国经济取得进步和发展。笔者认为，在未来这种由外及内对中国发展道路进行解读的方式以及在此概念上衍生的观念将越来越多。指导人们决策的其实还是政策制定者的观念，如何理解中国的发展道路不同于以往大国崛起的方式，这些理念将继续形成世界对发展模式的分野。美国及其西方盟国如果形成一个集体的共识，即在世界经济与政治的发展中，确实存在一个“中国模式”，这个模式又与意识形态(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没有必然的联系，其结果就是模式之争即儒家文化与新教文化的竞争，“文明的冲突论”或许会沉渣泛起。[25]

第八，美国的不安全感、忧虑和不信任感增加。自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呈现出“一超多强”的特点，这对美国的战略环境是很有利的。但是，从博弈对象的角度来看，由于中国是一个文明大国，中美博弈较之以前美国与其他“单项冠军”的国家(如二战前的德国、日本)的竞争，美国的博弈地位其实是下降了。在美国看来，在传统的中、美、俄三角关系中，中俄两国在战略态势上的接近对美形成了二比一的局面，加之第三方(如东南亚地区的某些国家)挑拨离间，美国对中国产生了一种不安全感，导致中美之间的矛盾性问题突出。2012年，中国学者王缉思与美国学者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合作共同发表了一份题为《中美战略互疑：解析与应对》的报告，分别从各自角度分析了国际体系的结构、政治和价值体系国家安全问题、经济与贸易问题、外交、能源和气候变化、军事、网络安全和情报等议题，结果表明两者在上述问题上存在大相径庭的认知和相互的不信任。[26]2013年12月，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和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联合撰写了《中美安全关注调查报告》，报告显示中美战略互信度较低，当危机或紧急情况发生时，两国间回旋余地很小。该报告显示，中美两国精英和公众都对对方国家表现出较低水平的信任度，只有26%的美国公众和不到1/3接受调查的精英群体中的成员认为美国可以非常信任中国，中国方面的调查数字则更低。在中美如何看待对方的问题上，两国精英和民众普遍视对方国家为竞争者。将对方国家视为敌人的公众比例大致相等(在美国和中国分别为15%和12%)，占比较低。美国公众更关心中国的经济实力而非其军事实力，中国公众则更关心美国的军事实力而非经济实力。[27]特别需要提及的是，中国媒体还出现了“去美国化(de-Americanized)”的意识诉求，[28]这被西方媒体认为是中国要脱离现行国际体系而“另起炉灶”的表现，这使美国感到紧张和担忧。当然，美国的这种疑虑对中美两国的关系发展是不利的，加上日本、菲律宾等国的挑拨离间，就导致美国对中国的猜疑继续加深。

其实，中美在上述八个方面出现竞争的新议题，在更深层次上反映出新兴大国与传统大国在相关利益上的竞争和博弈。[29]在国际关系中，世界现存大国与崛起大国的关系不好相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陷入冲突和战争，[30]这也是西方学界通常所说的“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新兴大国和现存大国猜疑、对抗、冲突的关系模式显然不适合中美两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如何相处不仅关乎双方，更关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在中美力量发生相对变化的阶段，中国适时地、创造性地提出了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举措，这反映出中国力图摆脱这一历史宿命论而做出的努力，也旨在对历史有一个新的回答。对美国来说，如何避免与中国发生重大的、激烈的冲突甚至战争也是美国要解决的问题。尽管中美关系的老问题(如台湾问题、西藏问题和贸易问题)并没有解决，还增加了上述八个竞争性新问题，但中美在这些问题上的竞争并不意味着中美关系必然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中美之间还存在广泛的共同利益和合作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