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条件探索（3）

三、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条件探索

如上文所述，中美在双边关系中增添了诸多竞争性新问题，但是从中美关系发展的40多年历程来看，双边关系既表现了相互依赖程度进一步加深的趋势，又表现出交往内容日益复杂化的态势。但需要明确指出的是，中美关系的竞争性并没有发展成冷战时期美苏严重对峙的敌对关系，这说明中美之间存在诸多条件和因素来阻止双方走上敌对关系的老路，正如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托马斯·多尼伦所认为的，一个新兴大国的崛起与老牌大国发生冲突并不具有必然性，这样的结果不是注定的。[31]笔者认为，中美之间存在诸多可以借用的有利条件，只要双方利用得好，完全可以走出一条新型大国关系之路。具体来说，这些有利条件包括中美两国的主体性条件、客观性条件以及两国的双边特性条件。

第一，主体性条件：中美两国既是超大型国家，也是文明型国家(civilizational state)。

国际关系的发展与国家行为体的类型和特性是密切相关的，如果行为体的类型和特性不一样，其相互间的互动与博弈所导致国际关系的结构和形态也会完全迥异。从主体性来看，中美这两个行为体与之前欧洲历史上争霸的行为体有很大的区别，即中美两国既是超大型国家，又是文明型国家，这种在主体性上的区别为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提供了条件。

其一，中美两国都是超大型国家，规模都很大。这种规模包括领土面积、人口数量、气候地理、自然资源、生产能力和经济规模。整体上，中国的地理环境与美国大致相当，两国矿产资源基本上能满足各自发展需要。在生产能力上，中美两国分别为第一、第二工业大国。在国内生产总值上，美中两国分别列世界第一位和第二位。在贸易总量上，中美两国也分别位居世界第一、第二位。应该说，中美这两个国家之间的竞争完全有别于美国与其他对手竞争的情况。美国在历史上主要有三个对手：德国、日本和俄罗斯。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英国和美国进行挑战，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挑战美国，但它们都以失败而告终。如果仅以其中一项指标——世界财富的相对份额来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国家间的规模及其物理量决定了大国竞争的命运。具体参见表1。

从表1我们可以看出，对于德国、日本而言，这两国在构成国家财富的因素(如国土面积、资源、工业生产能力等方面)上都远不及美国，也就是说，它们在物理量和规模上远不及美国。尽管单有物质资源不能决定战争的结局，但人口和财富是权力的原动力，获胜几率无疑极大地受资源的影响，特别是在旷日持久的消耗战中，每一方都试图依靠物质力量拖垮对方。[32]大国之间的这种竞赛和对决犹如体育比赛，在国际舞台上，德国和日本这两个选手可能只是单项冠军，而不是全能冠军，美国却既可以当单项冠军，又可以做全能冠军，所以大国激烈博弈的最后，胜利者只可能是综合实力较强的一方。

苏联的情况有点例外，从总体上看，苏联也是一个超大型国家，似乎也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全能的赛场选手，但这主要是从其面积、人口和资源的角度来考察的，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如果从国家财富的角度看，1945-1990年，苏联的财富大约只是美国的一半，其情况类似于目前中美关系中两国GDP的对比。

在冷战期间，苏联与美国的财富对比从1945年的16∶84(占比约为19%)到1960年的33∶67(占比约为50%)，其间共花了15年。在随后的30年期间，苏联占美国财富的比重略有起伏，但大致保持不变，直至苏联解体，苏联财富达到极限值时大致只是美国的一半。相比之下，中国从2005年GDP占美国的16.5%到2011年占美国的1/2，用了6年时间，并一直保持着高速的经济增长率。针对中国经济这种高速增长的趋势，各种智库对中国经济总量在不远的将来超过美国都做了相当乐观的估计。[33]这说明，中国的增长潜力将进一步拉近与美国在经济总量上的差距。这也是中国同德国、日本和苏联的不同之处。从乐观的角度来看，中国未来经济总量的发展超过美国也是可期待的。从历史经验来看，如果新兴崛起国的经济力量具备超过或者保持与现存霸权国财富持平的条件，大国领导权得以顺利转移是可能的。从物理量来说，中美都具有超大型国家的特征，可以说是世界政治中的全能型行为体，谁也吃不掉谁，这是彼此竞争与合作的一个基础。很难想象两个超大型国家之间爆发迎头相撞的大规模冲突和战争，因为这种情况的出现对双方来说都是一种灾难。

其二，中美都是文明型国家，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其包容性相对而言更强，这也是民族国家所缺乏的一种内在基因。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以来，民族国家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确立了国家主权至上的基本观念。由于民族国家大都强调民族的单一性、纯洁性，所以必然会对其他民族产生天然的排斥和敌视。有学者分析说，从总体上看，民族国家极易提供民族主义的温床，一旦民族主义被激发，就会很容易导致激进民族主义的兴起：对内，它易产生狭隘的民族自负和偏见；对外，它容易导致具有侵略性的民族利己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成为暴力、压迫和战争的借口。[34]因此，德国、日本和苏联/俄罗斯这种具有鲜明民族国家特性的大国在处理国家间关系时，会自然地采取零和博弈的方式，对外也缺乏更大的包容性，故而容易导致大国间的剧烈冲突和战争。民族国家的内涵是欧洲大陆各国的内在基因，而东方的日本则继承了这个西方舶来品。从此，世界进入以民族国家为标准的西方政治体系。当然，我们也不排除中美两国在特定阶段出现民族主义的情绪，但这与极端民族主义有着鲜明的界限。

与之相对应，笔者认为，中美两国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类型国家，而是文明型国家行为体。虽然从国家的历史时间段来说，美国是十分年轻的，至今才只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但是从渊源上看，美国的共和制建国史却又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距今已经有两千多年。从美国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来说，它完全算得上一个地道的文明型国家。从思想渊源上看，共和制的思想最早出现于古希腊和古罗马等奴隶制国家。罗马共和制所形成的多元、持久、动态的治理经验也为美国的国际制度设计提供了核心的政治资源，以至于有学者说道，这艘来自古代的航船一直向西航行，在中途把番号改成了“五月花号”，然后在新大陆(北美大陆)卸下了一个新罗马共和国。[35]美国立国的过程比较复杂，它是松散的十几个殖民地、数百个殖民点的聚集，从而实现了国家独立。其先天性带有强烈的地方利益诉求，所以政体架构的基础是中央与各州分权制。这就使得美国的文明特性具有了更多的包容以及共同演进的特性。而中国向来都是一个以文明古国身份自居的国家，拥有几千年的文明历史。张维为认为，中国首先是一个现代国家，而中华文明的种种特质又使它与众不同。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一个把“民族国家”与“文明国家”两者融为一体的“文明型国家”。[36]英国学者马丁·雅克(Matin Jacques)在《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中认为，中国人并不像欧洲人那样将国家视为民族国家，而是视为文明国家。在成为民族国家之前，中国首先是一个文明实体。[37]文明型国家与民族国家最大的区别是，它能包容一个多元的体系。此外，它对民族和种族的理解也与众不同，在对待差异性上，文明型国家相信自己具有“熔炉”的作用。因此，种族、民族等概念在文明型国家内部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像民族国家那样对它们充满排斥，而是相信可以通过吸收和同化等手段实现融合，将外来的部分变成自己的一部分。中美两国的民族具有多样性，需要一个文明的容器来包容这种差异性。这两个国家的包容特质以及治理结构的复杂性要比单一民族国家丰富得多。美国的外来移民完全可以成为美国公民，而中国古代的“外夷”也能成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这些历史经验都是鲜明的例子。

中国与历史上的其他新兴国家有一个不同之处，即中国的文化和政治中蕴涵着“各美其美”[38]的包容性，强调不论哪种文明都不是完美无缺的，都有精华和糟粕，所以对涌进来的异文化强调的是既要理解，又要有所选择。这就使得中美两国的竞争具有了与以往大国争霸迥然不同的特质。因此，在主体性条件上，中美两国兼具硬力量和软力量，当两者发生碰撞时，先发生较量的可能是软力量的博弈，而不是一开始便是图穷匕见的硬力量对撞(如军事对抗)。中美两国的身份和性质已经完全不同于历史上进行霸权竞争的行为体，二者在一定程度上天然具备了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主体性条件。

第二，客观性条件：历史性条件、技术性条件和时代性条件构成中美关系的稳定器。

其一，历史性条件。从美国对外政策的角度看，美国政治历史中存在自由主义的传统。[39]其自由主义的特质表现为，它把国际政治看做是由自然法统治的自然状态，把和平视为理性人之间的关系。这种观念见之于美国立国时宣布的《独立宣言》、一战结束后伍德罗·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和平原则”、二战后富兰克林·罗斯福提出的“四大自由”等。其实，在如何防止和平的自然状态演变为战争状态问题上，美国人深受洛克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的影响，即仿照在个人层面订立社会契约、建立政治社会的方式，在国家间主张通过订立条约、国际法和建立国际组织来解决冲突，维护和平，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倡导建立的国际联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主导建立的联合国以及相关国际组织，都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可以说，进入20世纪以来，美国把国际关系的性质提升到一个新阶段，即在过去国家社会无政府状态下的霍布斯状态中加入更多自由主义的政治特征。美国的对外关系中体现出了所谓的法制主义-道德主义的风格。[40]二战结束后，由于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它的这种外交风格也影响了之后的国际政治，在国际社会中也注入更多的自由主义因素，这应该说是国际关系的一种演进。虽然国际政治仍然充满斗争，但国际社会更多地倡导竞争而不是战争，强调制定和运用规则的合法性及其制约性，注重采取合法的手段而不是暴力手段获取财富与权力。从总体上看，中国的发展与进步也是一个不断融入国际社会的过程，中国取得的成就并没有通过战争的方式来获得，而是在现有国际体系下不断自我改革和发展，强调用和平的方式来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

其二，技术性条件。从技术发展的角度看，人类进入了核武器时代，这对大国的冲突是有制约作用的。科技的发展特别是武器技术的发展能严重影响甚至决定国际社会的政治关系。美国学者詹姆斯·麦克莱伦第三(James E.McClellan Ⅲ)等研究了世界科学技术通史后认为，在人类历史中，技术起到了基本推动力的作用。历史表明，任何一种文明中，技术都是塑造和维持人类社会的决定性因素。[41]无论从短期还是从长期来看，核武器的巨大破坏性都会消灭一切可能获得的利益。核武器即使最初是在有限规模上使用，也是一场十足的灾难，最终只能导致双方同归于尽。[42]事实上，国家间关系在人类社会出现毁灭性武器之前，彼此大致处于无序竞争的状态之下，其权力的获取主要采用战争和冲突的方式来得到，以至于霍布斯逻辑如此频繁地占据国际政治的主导地位。[43]自从人类迈入原子时代，尽管世界政治还是处于无政府状态之下，但国家对彻底毁灭产生的恐惧以及保存人类文明的理智导致了大国间有序博弈的出现。随着中国进入核大国俱乐部，中美间关系也随之发生改变，从过去倾向无序博弈的政治结构转向有序博弈的政治结构之中，中美关系因而也进入了相对稳定的阶段。从技术层面看，中美由于互为合法拥核大国，彼此都具有毁灭对方的能力，这也大大限制了中美之间发生剧烈冲突和战争的可能性。

其三，时代条件。它包括都市主义的形成、市民社会的发展、全球治理的需要、国际法和国际组织日益刚性化等方面。

首先，都市主义的发展为中美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创造了条件。随着中国工业和城镇化的发展，中美两国城市化水平的差距也逐渐缩小，而城市化对世界和社会带来的最大影响是都市主义(urbanism)的产生，都市主义的核心价值是个人主义，追求个人的成功，与农村的社群主义价值(主要是追求整体的成功与荣耀)大相径庭。对都市主义者来说，城市就意味着自己财富和价值的全部。但是，大都市天然具有极其敏感的脆弱性。[44]现代战争告诉我们，城市化最担忧的其实是战争，一旦发生战争，个人资产和财富可能就会顷刻化为乌有。如果有几个大城市变成废墟，则可能导致整个国家经济的崩溃，政权的丧失，个人和国家则损失惨重。所以对大都市主义者而言，他们宁愿崇拜投资家沃伦·巴菲特(Warren E.Buffett)去投资赚钱，也不愿跟随美国的军事将军乔治·巴顿(George S.Patton)去流血战争。伴随城市化发展而来的都市主义在对待和平与战争的问题上，更倾向于合作、和平和安全的价值取向。特别是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深入发展，中美两国的城市人口数量庞大，他们在意愿和价值取向上倾向于合作共赢，而不是冲突对抗。

其次，由于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全球开始形成市民社会，市民社会的意识不仅在美国得到进一步发展，[45]在中国也日益凸显。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中美相互依赖的深入，我们对中美关系的定位已经不能简单地从国家对国家的角度来看待，还要考虑市民社会与国家的互动层面。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和多面性特征日益形成，中美外交关系不再仅仅事关政府机构和领导人，广大的社会力量也积极参与其中。[46]对美国而言，强大的市民社会为美国的政治文化提供了有力的道德支持，并反过来使其主导的政治文化深入人心，实现了大部分社会整合的功能，进而使利用政治力量维系社会统一的必要性降到合理的程度。[47]对中国而言，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出现了多元化。外交政策的制定潜含着受社会态度否决的可能，诸多外交政策的出台和调整也日益受到来自民众的压力。总体来看，市民社会是国家权威和个人自由的缓冲地带，国家与市民社会构成了相互制约的关系。[48]因此，中美两国政府关系出现“恶化”时能及时得到来自市民社会力量的制约、调整和纠偏。

再次，全球治理需要各个国家合作。全球性生态失衡、环境污染、人口爆炸、资源短缺、国际恐怖主义问题的治理已经超出任何一个国家的治理能力范围，需要有全球性的治理措施来应对。中国在向国际社会展示自己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时，也意味着要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在全球问题上发挥更积极主动的作用，这就需要加强与其他大国特别是与美国的合作。奥巴马政府也意识到，全球性挑战呼唤全球合作，美国并不能解决所有全球性危机。[49]应该说，中美在全球治理议题上也存在许多共同利益。美国在许多重要的国际问题或全球性问题方面需要中国的支持与合作，特别是在非传统安全领域，更需要大国之间的协调与配合。

最后，国际法和国际组织表现出刚性化的特征，这对大国冲突起到一定的约束作用。许多国际组织的规则中已越来越多地出现了体现“直接适用”思想的条款.强调其强制性和刚性特征。很多国际法在立法和仲裁方式上都具有了强制性特征。另外，随着国际社会的组织化并趋向制度化，“制裁”的规则日益普遍。同时，众多国际组织实体日益兴起，使得国际法的强制体系更显刚性，例如，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就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尽管国际法不能像国内法那样实现“直接适用”，但是国际社会从间接的方面或依靠间接的手段来施加影响的行为日益增多，也可以实现其强制性的目的。从二战后的情况来看，目前国际法的执行情况应该是越来越好。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国际法的刚性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条件，即需要大国一致。如果大国之间发生矛盾和冲突，相关国际法的执行就比较困难。中美两国作为国际社会的两个大国，其在国际法领域的合作与配合上需要考虑大国协调与一致，这对国际制度的主导者美国以及旨在现行国际制度下谋发展的中国来说提供了合作的机会。

第三，中美的双边特性使两者具有了共同演进的基础。

自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目前中美关系大致处于一个比较稳定的阶段。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中美两国开创了以下几个有利条件。

其一，两国在经济上相互依存。从贸易的角度看，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2012年美国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五大进口来源地。而据美国方面的统计，2012年中国是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三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2012年，中美双边贸易总值为4846.8亿美元，较1979年增长将近200倍。双边经贸合作已发生质的变化，合作内容已从单一的贸易扩展到经济的各个领域。从投资的角度看，美国仍然是中国外资最大的来源地之一，截至2012年11月底，美对华实际投资达到700亿美元。同时，中国对美投资继续呈增长趋势，截至2012年11月底，中国企业在美累计的非金融类投资达86亿美元，投资范围广泛，涉及诸多领域。[51]美国驻中国大使这样评价中美经济关系，中美两国经济日益相互依赖，甚至可以说一体化。[52]经贸关系的密切，一方面可以起到稳定中美关系压舱石的作用，同时也会产生经济利益的相互绑定作用，起到“合则两利、斗则两伤”的效应。尽管在学术界存在贸易是否能够导致和平的争论，但是中美两国在经济上的依赖性至少有助于两国密切往来和共同协商。

其二，中美两国存在广泛的社会与人际联系。自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中美两国民间交往快速发展。据统计。中美两国每年往来人员总数超过300万人次，平均每天有超过9000人往返于太平洋两岸。中美已建立起36对友好省州、161对友好城市关系。目前在美国留学的中国人约13万，而在中国留学的美国人也超过2万人。在中国，约3亿人正在学习英语，在美国学习汉语的人数也已达20多万。[52]同时，根据中美旅游合作交流情况，自2008年美国正式成为中国公民出境组团旅游目的地以来，共有576万人次中国游客到美国旅游，年均增长18%。双向交流人数从2008年的256万人次发展到2012年的384万人次，年均增长10%。目前，中美已互为重要的旅游客源地和目的地，两国旅游合作全面推进，可以说进入了历史较好时期。到2015年，中美旅游交往人数有望突破500万人次。[53]总体来看，民间交往日益增多将成为公共外交的一种有效形式，是中美外交的基石之一。中美这种广泛的社会与人际交往，将起到助推中美关系向前发展的作用。

其三，中国对美政策一直保留了一个清晰的战略，即在现行的国际体系内崛起，扮演的是参与者和改良者的角色。这既是中国对中美关系的贡献，也是对世界和平与稳定的贡献。中国领导人多次强调，中国是国际社会的参与者和建设者，而不是颠覆者。中国的发展实际上也是一个逐渐融入国际社会的过程。中国持续快速发展得益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同时中国发展也为世界各国提供了共同发展的宝贵机遇和广阔空间。[54]可以说，中国对自己身份的选择和定位为中美关系创造了条件。自20世纪以来，美国为国际关系注入了自由主义和制度主义的某些特质，而中国选择了在体系内崛起，遵循国际现有体制，不追求对现有国际体系和秩序的颠覆而引发大国政治的冲突和战争。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为中美关系提供了合作和共同演进的可能。

其四，中美关系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已经建立起了比较良好的沟通机制。在2008年，两国大致有60多个对话沟通机制；到了2013年，中美之间的对话平台已达到90多个。目前，中美之间的双边对话已经形成多领域、多层次、多级别互动的形态。特别是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的建立，日益发展成为两国之间最高规格的定期对话。中美关系的实践表明，中美对话机制最大的好处是可以适时对危机进行管控。当危机发生后，危机中双方的沟通必须尽可能清晰，从而使双方决策者能够正确理解对方信号的含义，特别是涉及军事行动时，应避免因误解而导致武装冲突。[55]当然，在众多的中美对话机制中，有些机制本身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每一次谈判或多或少都能创造一个良好的协商气氛，为其他机制解决问题创造条件。对话机制的主要功能就是加强战略信任，通过沟通与协商，知道对方的利益诉求，寻找合适的解决途径，使双方容易产生合作的态度，而不是彼此敌对和猜疑，从而有助于中美关系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