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长在，企业就不能乱说话？
为什么总理召开的座谈会，企业也不敢说话，即便说了，也是吞吞吐吐的，放不开，更不敢说真话。原因很简单，就是在场的除了企业负责人之外，还有政府相关部委的负责人，也就是部长、主任什么的。正是因为他们的在场，才导致企业家们不敢乱说话，不敢放开说话，不敢说真话。
企业和政府部门、企业家和官员之间，竟然变成了猫和老鼠的关系，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一种令人汗颜的事。要知道，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就已经提出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了，就强调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了。但是，几十年过去了，企业和政府之间，仍然是猫和老鼠的关系，企业家在官员面前，依然表现得那么小心谨慎，那么胆战心惊，不敢越雷池一步。
联想到不久前刚刚出狱的原中国最大民营航空公司东星航空总裁兰世立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过的一句话，在落后地方，老板再大，一个处长都能把你搞死。可见，企业和政府、企业家与官员之间是何等的不平等、何等的强弱分明。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所谓的政府职能转变，所谓的简政放权，很大程度上，都还停留于口头上、纸面上和会议上，不然，企业家们不可能在政府及其官员面前如此谨小慎微。
笔者并不认为，企业家在官员面前就应该趾高气扬，就应该乱说话、乱发牢骚、乱发表自己的观点。但是，至少应该在政府需要了解情况时，能够讲真话、讲实话，能够敢于把自己的观点亮出来，把问题反映出来，而不是藏着掖着，不敢说、不想说、不能说。如果这样，政府的决策还怎么科学呢？制定出来的政策又怎么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呢？企业还怎么享受政府创造的良好环境呢？
实事求是地讲，企业不敢讲真话，既有政府方面的原因，也有企业自身的原因。一方面，由于政府一直掌控着包括企业经营者任免以及对企业的干预等权力不放，且这些权大多分散到具体部门、具体岗位和具体人，形成了一张张的权力之网。因此，企业要想摆脱政府的干预和操纵，基本没有可能。特别是国有企业，更是政府的附属物。自然，作为企业经营者，在政府面前也就只能小心谨慎了；另一方面，由于长期以来养成了在政府面前的谨小慎微和不敢越雷池一步，宁可说假话，也不愿得罪官员。慢慢地，在政府与企业、企业家与官员之间，就形成了强大的心理落差，最终在任何场合都不敢放开讲话、不敢讲真话和实话。同时，在这样的环境中，很多企业家也慢慢养成了“圆滑”的习惯，到了重要会议、重要场合，只会讲好听的话、奉承的话和虚话、假话。
虽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政府改革没到位，政府没有将该下放的权下放到市场、下放给企业，没有将套在企业身上的枷锁解开，企业想在政府面前讲真话，却又担心讲了真话以后受到来自于方方面面的压力。
也正因为如此，李克强总理强调，政府要坚决下好简政放权“先手棋”，政府要给企业松绑，要让市场主体说话，说真话，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的作用。千万不要以为我们这些人有着多强的智慧，多大的力量，更不要说一两个部门，一两个人了。
而要做到这一点，对政府及其职能部门来说，首先必须看到，自己只是裁判，只是规则制定者，比赛的事，应当交给企业，交给市场主体。如果越位，不仅越位的事做不好，自己的事也做不好。所以市场出现那么多缺位的方面、失位的地方，就是政府越位太多了，不该管的事管得太多了，把自己的能耐想得太大了。如果政府能够客观地评估好自己的能耐，就不会再干越位的事，而是专心于自己的份内事。
所以，政府必须通过简政放权，把企业说真话的门打开，把企业的言路打通，从而在政府与企业之间，真正形成良性互动的机制。
部长在场，吓着了企业家？
有部长在场这位企业家为何就不敢说话，是其个人胆量太小还是另有原因？在笔者看来，不敢说话应该与企业家自身的个性、胆量、身份有关。如果是一个始终敢于公开表达的企业家，不管部长在场不在场，自己想说就说，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而另外一些企业家，经营管理企业或许是高手，却在领导面前不敢说、不会说，担心自己说错话之后“引火烧身”。
这位不敢说话的企业家的身份，是由中央直接管理的国有重要骨干企业董事长。或许是因为央企负责人这个特殊身份，让他格外谨慎，担心自己说错话无意中得罪了某个部长，被某个部门“穿小鞋”。其实这种担忧也可以理解。由于体制改革不到位，政府部门掌握着大量的权力，企业家及企业处于弱势地位，只奉行“在商言商”，既不敢大胆“说话”，更不敢涉及政治或其他敏感话题。但随着改革不断推进，这种情况已经有所改变。
著名企业家柳传志今年在回答“为什么现在敢说了”这个问题时表示，“我今天之所以敢问官员这些比较尖锐的问题，之所以敢说心里的话，是因为现在的环境还是改善了很多，而政府也正在切实地推进一些事情。”企业家的经商环境、言论环境相比以前的确大有改善，但还是有一些企业家的思想观念停留在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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