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拆迁式离婚”折射出的真问题（3）

当地称正全力侦查

7月3日，云关乡乡长袁莉接受记者采访时称，当地确实存在这种买卖户头的情况。她表示，近年来，一批国家、省、市重点项目落户贵阳南明区，南明区承担了大量的征地拆迁工作，其中部分征地范围涉及到了云关乡的部分区域。

袁莉称，就目前乡政府了解到的情况，在对个别项目所涉的被征收房屋合法面积进行确权的过程中，确有少数村委会负责人存在失职渎职的行为，随意在村民提供的证明材料上签盖村委会公章，违规对部分违法建筑进行确权，导致部分村民通过修建违法建筑、以非法方式套取相关补偿。

袁莉表示，针对这些问题，当地对涉及违纪违法的人员进行了查处。在云关乡范围内，四人因此被刑事拘留或逮捕，这其中除了村领导外，也包括个别村民。

“实际上政府对这方面的态度很明确，对于非法获取拆迁补偿款的行为，是要坚决查处的，非法收入要依法追回”，袁莉说，目前对于涉嫌虚假顶户、套取征收补偿款的，司法机关正在全力侦查。对已经掌握一定线索的案件，也正在进一步加大侦办力度。对套取拆迁补偿款的，将依法予以追回。

对于记者提出的大量村民参与买卖户头，是否会造成打击面过广的问题，袁莉表示，作为乡政府，要扶持好村民，改善村民生活，但是通过拆迁来致富肯定是不行的，政府肯定是要予以打击。

在涉及面如此广大的背景下，如何追回已经发放到村民手上的拆迁补偿款，乃至如何追究违法村民的责任，当地官方并没有给出具体可行路径。

北京师大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暨法学院教授王秀梅认为，贵阳当地村民的行为已经涉嫌诈骗罪。

王秀梅表示，无论是买户头骗取国家拆迁补偿的村民，还是出售户头获得既得利益的村民，在法律的角度上来说，都已经涉嫌诈骗罪。根据我国刑法第266条，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而村民的行为已符合法律对诈骗罪要件的规定。

王秀梅教授指出，即便村民们对法律不了解，但不知法不懂法，并不等于其行为就不应受到追究，也不能因为买卖户头的村民数量过多而不去追究，“法不责众”这种说法是不对的。王秀梅称，除非村民的行为符合刑法规定的“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才可以不被追究刑事责任。

骗取如此大额的拆迁补偿款，是否可以被视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这个问题，当地官方恐怕一时难以回答。

举村假离婚多要拆迁款，该怪谁？

一个村、几个村出现大规模的离婚潮，为的是多争赔偿款。这种看上去多少有些投机意味的行为，会成为一种群体选择，应归结为当地制定的拆迁补偿规则的严密性不足，以及拆迁补偿监督管理形同虚设。

无论是契约，还是规则，都需要建立在严密性基础上，要尽可能排除诱发道德风险的空间。贵阳云关乡将占地和房屋征收的村民们的房屋补偿跟户头挂钩，而非户籍人数挂钩，很显然是为了避免造成人数不同的家庭补偿款过于悬殊的问题出现，这本身就是一种风险排除的考虑。但拆迁补偿规则的起草单位却忽略了另一方面风险，即在不设置婚姻变动、分户截止日期的情况下，推行将补偿与户头挂钩的补偿规则，从而让呈现在村民们面前的方案一开始就暴露出漏洞。

从某种意义上讲，村民是基于利益最大化而利用了规则，并无明显的欺诈操作（投机未必就是非法的）。这种行为从法律上该如何认定，需要等待司法机关的意见。贵阳云关乡有关方面应当在司法机关给予明确认定之后，再采取追究村民法律责任的行动，而非因为感觉到上了村民的“当”而给予形同报复的行动。并且，地方政府必须更为严厉的追究拆迁补偿规则起草单位、监督管理单位的责任，正是这两家单位的疏忽大意及敷衍塞责，才使得拆迁补偿过程中，催生出产生极坏社会影响的集体投机现象。

进一步看，村民选择以利益最大化为考虑，利用规则（或恶意利用规则），本身也有些无奈。按照云关乡乡长袁莉的说法，近年来一批国家、省、市重点项目落户贵阳南明区，部分征地范围涉及到了云关乡的部分区域。各级上级重点项目落户当地，占用农地，究竟能够为当地失地农民创造多少就业岗位？在接洽和推动这些项目落地时，地方政府又有没有考虑过效仿广东许多地方的做法，为村社集体、失地农民通过土地入股等方式，更紧密的参与项目、园区、产业、企业发展，从而实现长期的利益、收益分享？

就目前所能查询到的信息看，当地的农民在失去世代相传的农地及农村住房后，除了补偿款和补偿性的社保，就将一无所有。这必然使得农民在拆迁补偿的谈判等环节，想方设法多要补偿，很自然，当政府制定的补偿规则暴露重大漏洞时，很多人就会自然而然的考虑投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