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日益提高,世界上一些地方出现了一种“中国威胁论”。这种“中国威胁论”和“文明冲突论”纠结在一起,向世界传播一种观念:不同文明之间必然发生冲突,一种处于强盛时期的文明必然殖民、扩张、称霸,输出自己的文化,用自己的文化来消灭、代替异己的文化。如亨廷顿说:“文化几乎总是追随着权力。历史上,一个文明权力的扩张通常是同时伴随着其文化的繁荣,而这一文明几乎总是运用它的这种权力向其他社会推行其价值观、实践和体制。”按照这种观念,中国的崛起意味着西方国家的利益和安全受到了潜在的威胁。
这种“中国威胁论”起源于西方人对非西方文明的误解,其原因既有现实的因素,也有文化和思维方式上的隔膜。西方人根据自己的历史和文化来解释历史、文化、思维方式不同的人的行为。他们把中国的变革和发展纳入到西方曾经经历过的“发展阶段”中去,以此论证中国崛起后必然像他们自己过去那样殖民、扩张和称霸。他们的思维方式是用一种普遍主义来理解“文明”,认为人类文明只可能有一条发展道路,也就是他们已经走过的道路。
但是,人类文明并不是只有一种模式,也不是只有一条发展道路。中国历史表明,当中华文明处于强盛时期时,它具有一种开放性和伟大的包容性。它对于外来文明,不是拒绝,而是尊重、吸纳、包容,求同存异,和谐相处。唐太宗开启的大唐盛世和宋元时期的贸易大港泉州的历史就是很有说服力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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