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谈中华文明的开放性和包容性（4）

由于大唐帝国在文化上的开放包容，当时长安成了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最繁华的国际性大都会，从世界各地来的外交使节、商人和留学生挤满了长安。长安的鸿胪寺接待过七十多个国家的外交使节，而且他们大多率领着庞大的外交使团，出现了“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世景象。来唐使节最多的是日本、新罗和大食。日本曾先后向唐朝派遣十多次“遣唐使”，包括留学生、学问僧和各种类型的专业人士和工匠，每次人数有数百人，最多达到七八百人。新罗常年居住在唐朝的留学生达到了一二百人。当时的长安城中“胡服”盛行，胡风弥漫。来自中亚、西亚的商人在长安等地开了许多酒店、珠宝店、杂器店。胡商经营的酒店中有西域名酒（如高昌产的葡萄酒、波斯产的三勒浆以及龙膏酒等），还有富有异国情调的胡姬当垆。胡姬是来自中亚、西亚的女子，能歌善舞。到胡姬酒店中饮酒聚会成了一时风尚。李白的诗中常有这一类的记载，如“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前有樽酒行》），“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少年行》之二）。这种胡风、胡俗的盛行，显示出一种蓬勃的朝气和青春的旋律，正是学者们盛赞的盛唐气象的一个特色。

■宋元时期的贸易大港泉州堪称中华文明开放性和伟大包容性的一个典型

泉州（古名“刺桐”）在唐代就是中国四大对外贸易港口之一。宋元两代进入全盛时期。当时到过泉州的一位犹太商人曾经这样记录当时泉州的情形：“这是一座极大的贸易城市，商人在此可以赚取巨额利润”，“因为街上有无数油灯、火把，到晚上把城市映照得特别灿烂，所以人们把这座城市称为‘光明之城’”。在这个繁华的贸易港口城市，人们看到的是一种多元文化的局面。“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居住区、寺庙、街道、旅馆、库房”，“他们既不像刺桐人那样吃东西，也不遵循他们的习俗习惯，每种民族的人都按自己的方式生活”。这位犹太商人还特别强调，“所有人都被允许按照自己的信仰来行事，因为他们的观念认为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信仰中找到自己灵魂的拯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