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谈中华文明的开放性和包容性（7）

亨廷顿用西方传统哲学的观念，把文明看成一种“实体”。“实体”就要划清自己和他人的“边界”，所以一种文明与另一种文明的界限（即“我们”和“各种他们”的区别）是最重要、最真实的。出于这种观念，一些西方人所追求的文化的发展，就是用自己的文明占领全球的殖民愿望，追求建立“日不落”的帝国。亨廷顿认为，一种文明和一个人一样，要自我认识、自我确证，就需要树立一个与自己对立的“他者”。这种观念的实质是用造就敌人来寻求自己的定位和发展的动力。按照这种观念，爱我的文明，就必须憎恨非我的文明，“美人之美”是不可能的。亨廷顿把西方文化这种憎恨异己的不宽容的精神加以普遍化、绝对化了。

但是，中国人不是这样。《论语》一开头就写着孔子的教导：“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就发展自我、赋予新意义而言，中国人把“学”放在最显眼的位置上。这表明，在中国人看来，通过学习来打开视野，提升自我，这就是最美好的事，用不着非得找个敌人踩在脚下才高兴。玄奘和义净先后赴印度取经，一个19年，一个25年，表明中国人对于学习异质的文化有多么高的热情。明朝士人李之藻主张对外来的基督教采取包容的态度，理由就是可以“藉异己之物，以激发本来之真性”。这都说明在中国人看来，外来的文化因素有助于本土文化的发展。孔子的第二句话表明，中国人向来把来自远方的人先当作可尊敬的朋友看待，并且真诚地相信他们身上必有值得学习、借鉴的地方。亨廷顿的观念是用造就敌人来寻求自己的定位和发展的动力，中国人则是通过学习他人和迎接朋友来提升自己。中国人追求的是展示自己的文化的魅力，所以中国人的理想不是“日不落”，而是“近悦远来”（悦近邻，来远人）。亨廷顿强调文明的“冲突”，中国人追求的是文明的和谐共处与和谐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