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一南:共产党人不能放弃对正义的坚守

我讲三个问题，第一个是关于话语权，第二个是关于正义，第三个是关于进步中国。

关于话语权。先讲个例子。在去年一次与拉美班学员座谈时，哥伦比亚一名上校发言说，你们中国人过去支持的哥伦比亚游击队，现在都在贩毒，你们现在发展很快，有钱了，不应该对我们作一些补偿吗？

他讲完后，我方学员一片哑然。我想，我得说几句。我说，首先，中国的确支持过很多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国家要革命，民族要独立，人民要解放，这是20世纪的历史洪流。联合国成立时成员国只有40多个，21世纪初时成员已经达到190多个，也就是说整个20世纪有150多个国家获得独立解放，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巨大进步。我问那位上校，你说中国支持哥伦比亚游击队，你知道我们还支持过南非的曼德拉吗？后来的曼德拉成了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东方西方把他捧到了天上，但当年对这个非国大青年领袖、非国大军事组织负责人，有谁帮助他？他最艰难的时候，是中国给了他最大的支持和帮助。可当时的美国人、英国人在干什么呢？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终生厌恶曼德拉；美国支持当时的南非政权，就是因为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情报，曼德拉才被抓住，关了27年。美国当年支持的西班牙的佛朗哥、韩国的李承晚、伊朗的巴列维、智利的皮诺切特、南越的阮文绍和阮高祺，都是声名狼藉的独裁者。美国的这些记录今天就忘记了？美国当年实行种族隔离政策，被追捕的黑人领袖威廉·罗伯特跑来中国避难，他的儿子小罗伯特就在中国人民大学附中上的学，这不是中国的支持？可以说，中国主持了国际正义。至于说一些人后来跑去贩毒或干其他什么事了，那是他们自己的事，与我们支持的初衷和目的毫不相干。中国支持所有国家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这是我们的责任，中国在整个20世纪为世界的发展和进步提供了正能量，无须道歉或补偿什么。那位哥伦比亚上校听得很专注，频频点头。晚宴时他过来握手，说很感谢，没有想过我讲的这个角度。

共产党人主持了人类的正义、社会的正义，这是我们话语权。我们是正义的吗？我们主持过正义吗？我们还将为正义而奋斗吗？今天一些人对这些问题产生了动摇，还要“忏悔”。甚至有的人觉得“两头真”——参加革命前是真的，今天退休了是真的，中间跟着共产党干的这一段成了假的。就像黄永玉画的那幅讽刺漫画：“这个人的一生：正确的+错误的=零，白活了”。还有一些人热衷于以小博大、以偏概全，用小考证颠覆大历史，用局部之真颠覆历史之真，把民族解放、人民革命的大时代描绘为大灾难、大悲剧。这种扭曲心态，哪里还能感觉到一丝一毫的社会正义？

我觉得，共产党从建立之日起，从“打土豪、分田地”到为人民服务、实现共同富裕，都体现了对社会正义的追求。这是我们的资本，是共产党民心归一的力量源泉。我们今天讲话语权，当然需要语言技巧和传播技巧，但是最根本的影响力来自对社会正义的主持。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需要挺身而出，需要大义凛然，需要在原则面前的坚定性！

我正在写一部电视纪录片《血性军人》的脚本，其中一位典型人物是我们军事学院战略教研室主任王三欣。这位我军优秀的教育工作者，最后倒在了讲台上。最近看材料，知道他年轻时的理想是“向往当一个梁山好汉”，“当个打抱不平的英雄”。这是典型的那一代共产党人对正义的追求，哪像我们今天的一些人，路见不平掉头就走，哪有什么拔刀相助啊！这种顶天立地的正义感消失了。对除恶的担当、对平等的向往、对正义的力挺，是那一代共产党人最强大的力量，一旦失去这种英雄气概、担当精神，必然是绥靖的空气、委曲求全的空气、是非不清的空气、“活麻雀比死老鹰强”的空气。

同样的，一些人认为经济发展就是一切，用利益取代正义。我觉得，这是对党的工作重心的片面理解。就像恩格斯批评第二国际伯恩斯坦时所说的：“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只要增长，不在乎正义，最后导致原则模糊不清甚至丧失。“一切通过发展来解决”成为普遍的思路，“以空间换取时间”成为普遍的方式，用钱来摆平一切，行不行？我觉得不行。

共产党人不能放弃原则性、失去坚定性。一些人主张要加入富国俱乐部。去年底在一个学术讨论会上，某著名大学的一位学者公开讲，中国人要有富人心态，要加入富人行列、跟富人在一起，不要老跟穷人混在一起。这种心态和论调，居然可以登堂入室！这让我想起1997年参观美国西点军校时的情景。当时美国驻华陆军副官胡伯中校陪同我参观，他是西点军校1978年的毕业生。西点军校的纪念馆内陈列着上甘岭537.7高地和597.9高地两个模型。胡伯中校指着模型对我说，这两个高地你们只有两个连守卫，而我们七个营轮番进攻，就是攻不上去，这是为什么？

是的，我们当年守住高地，只有两个连，而在今天，还有没有这样的精神高地？还有没有这样坚强的队伍？还能不能在炮火硝烟中看到仍然高扬的旗帜？今天一些人在思想解放、社会多元的旗号下，主动地、全面地、大张旗鼓地弃守高地，“告别革命”，甚至还有人提出“你是站在政府一边，还是站在老百姓一边？”如果是到了这一步，那么毛泽东当年提出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个命题再次出现了，这是我们共产党人今天必须面对的历史性拷问。

一位军职干部跟我讲，前几年参加会议，一位领导推荐大家看一本书《忠诚与背叛》，讲当时的地下党一些骨干腐化叛变、出卖组织的故事。这位军职领导跟我说：“他讲这些话的时候，眼中泪花闪烁，我们当时都很感动，我回去要求给大家每人买一本。可是今天他也出了腐化问题，我该怎么给干部战士们解释？！”他问得很诚实、很尖锐。一位高级领导干部，如果失去信仰和人格的约束力，同样会陷入万劫不复的泥潭。苏军战将朱可夫在二战胜利后担任驻德苏军总司令期间，把德国的油画、貂皮大衣、水晶器皿搞了好多回来。克格勃向斯大林举报，说朱可夫贪污。斯大林就派他出差，克格勃乘机去家里搜查，把财物全部拉走上报。朱可夫回来一看事已至此，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沉痛不已。最后署名都不敢提苏联元帅的军衔、陆军总司令的职务，就写“布尔什维克朱可夫”，只要求保留他的党籍。你不能说朱可夫不能打仗，可是没有自律和监督制约机制，特别容易出问题。同样，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接近民族复兴的目标，但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面临精神危机。因此，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要坚定理想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