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自信与话语体系的建立

《经济导刊》杂志社于3月29-30日举行了“中国媒体现状检讨”研讨会，来自海内外的17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经济导刊》2014第5、第6期连续刊登了部分与会者的发言。本期摘要刊登北京大学教授李玲、复旦大学教授张维为的发言。

一个时期以来，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和市场改革不断深入，新闻和舆论自由度加大，一些媒体在西方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的影响下，政治标准和价值取向出现了严重偏差。这种偏差折射出我国舆论、思想界的价值混乱和意识形态错位，表明在意识形态领域西强我弱的局势下，我们的话语权和舆论阵地在相当程度上严重丢失。

舆论斗争事关党和国家生死存亡。面对西方的意识形态进攻和强势话语，是听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被解构、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被釜底抽薪？还是积极主动地展开话语权之争，占据价值体系的制高点，建立中国人的话语自信和话语体系？

是时候我们做出回答了。

李玲：解决中国的问题，需要新一轮的社会主义复兴

媒体今天的问题是一个表象。一些媒体出现的问题，背后是党性、人民性、真实性的缺失，是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混乱或者丧失。这反映出我们党思想和舆论阵地相当程度的丢失。

我们应该怎么办？我觉得，没有一场新的启蒙运动恐怕很难纠偏。一些领导干部对资本规律的认识和掌握是有限的，在大力推行市场化的过程中，不知道经济基础变了，整个上层建筑一定会变的。这是资本规律使然，不是无良商人或无知百姓的问题。

大家可以反思一下共产党当年是如何成功的。当时共产党一无所有，但是有理想和信念，追求人间正道。共产党先是解决了笔杆子的问题，然后是枪杆子，就靠这两杆子取得了胜利。实际上是站在了精神的制高点，把最优秀的中华民族的精英吸引到这个队伍里来。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如何把80后、90后，包括00后中最精英的年轻人都吸引到这个队伍里来。

我们需要一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要打破迷信，打破新的“两个凡是”或“三个凡是”。当年的真理大讨论是打破那两个“凡是”，现在是破除对西方和市场的迷信，这个迷信试图否定前30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前后两个30年不能割裂，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你看，包括今年“两会”记者会上都还在讲那个古老的故事，说是因为包产到户，农民有饭吃了。我们正在写一篇文章，根本不是一包产到户就解决了吃饭问题；中国几千年都是小农经济，怎么没解决这个问题呢？这是老百姓都知道的常识，但是我们一些干部却是这样的认知。所以，没有一场新的启蒙运动，很难争取到比较大的基本面。而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共产党的领导权需要一个大的基本面的支持。

怎么来进行这场启蒙运动？回想我们当年上大学时那场启蒙运动，当时《中国青年报》发表潘晓文章《人生的路为什么越来越窄？》，也是从年轻人开始的，包括伤痕文学、人生观大讨论。这值得我们反思，我们现在怎么做？怎么找这种吸引人，尤其是吸引年轻人的文章，怎么顺势借力？

历史给了我们机遇，大的环境非常好，比如最近乌克兰事件中俄罗斯的应对，包括台湾学生占领立法院，等等。怎么把这些事用好，用别人的事来讲我们的道理。明年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这是非常值得做文章的。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功不可没，当年如果没有苏联，哪里还是现在的世界版图？欧洲搞不好早就变成了德国人的天下了。这可能也是我们下一步可以做的事，就是怎么抓住国际上的大好形势，顺势借力，把年轻人争取过来，争取最广泛的支持者。

国内情况令人担忧。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对前30年，特别是对“文革”，怎么来正确认识的问题。现在习总书记讲到前30年，我觉得，我们应该就前30年系统地写一些文章，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那30年，咱们中国真的有很多的创新。

比如我搞医保体系研究，现在国外很多人都说，“我们当年是学的你们中国”。人家都肯定我们，只有我们自己否定自己。赤脚医生，我们后来把它作为“文革”中极“左”的产物，卫生部发文不允许再用“赤脚医生”，所以现在都叫“乡村医生”。而这个词真的是中国人的原创，你在国外一提barefoot doctor（赤脚医生），人家就知道，这是中国人的创造。而且现在不仅在医疗领域有barefoot doctor，还有barefoot scientist（赤脚科学家）、barefoot artist（赤脚艺术家）、barefoot engineer（赤脚工程师）。乔布斯就是赤脚工程师，比尔·盖茨也是。中国人原创的barefoot这个词流传非常广，现在国际大论坛上，这个词非常热。它的意思就是打破传统，不走高精尖这一条路；完全可以非正常地走，用不同于主流的手段来进行创新。

今天回过头反思，我们首先是在国际上失去话语权，然后在国内放弃了话语权。现在很多国际上耳熟能详的话语，我们在国内都不敢讲了。我前几天在钓鱼台参加“发展论坛”碰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他说你们怎么能这样？医疗怎么能marketized（市场化）呢？！并说他要写文章论述这个问题。

2008年以来国际大环境的发展，对我们来说是个比较好的机会。当年国际上的所谓左派，现在基本上都聚集在环保主义大旗下。其实环保今天已经不是一个环保的问题，我觉得是新社会主义、新发展观。国际上有这个力量，我们应该主动借力，靠我们自己完成不了这样一个巨大的历史使命。

当年共产主义是席卷人类几亿人的事业。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史、社会主义运动史，绝对不可能是个乌托邦。我们现在自己把话语权丢失了。本来是站在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制高点上，把握人类发展方向，现在把这些话语通通淹没掉了。

要真正能够把失去的思想舆论阵地夺回来，中国一定要高举社会主义这杆大旗。但是这个社会主义不是传统的，是新的社会主义。而且它必须是国际主义的。这是非常大的历史使命，如果能实现，将是人类的福音。美国从2008年经济危机后，它的市场经济模式出现了巨大的问题。美国现在的经济复苏不是靠市场，完全是靠政府干预，这说明它所谓的市场失灵了。而这次乌克兰事件，实际上代表它“民主政治”的失灵。习近平最近讲到，美国对民主是随意解读的，当年是人权大于主权，今天又是主权大于人权，完全是为我所用，随意解读。

某种程度上，20世纪的美国模式——民主政治+市场经济，从道义上正在走下坡路。那么我们怎么能抓住这个机会？我认为，解决中国的问题，需要新一轮的或新版的社会主义复兴。中国共产党要高举社会主义这杆大旗，才能真正从道德的制高点上赢得话语权。这才是真正的中国梦——人间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