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明远：经济危机为什么难以准确预测（4）

在西方世界，虽然说景气研究的目标主要是预测经济波动趋势，但它同时也是经济危机的专业预测者。由于经济关系的极其复杂性、信息的不完全性、偶然事件难以确定性，以及景气研究手段的有限性等因素，决定了景气研究只能根据经济波动之历史统计数据或这些数据的时间序列进行趋势测判。尽管在这一过程中要进行严格的指标筛选，要对这些指标进行敏感性测定，要确定警示数值，但无法摆脱对经验数据和事件的依赖。至于通过建立数学模型预测经济波动，尤其是预测经济危机的发生，更是因为考虑的因素有限而无能为力。景气指数预测法、时间序列预测法、回归分析预测法、贝叶斯预测法、投入产出预测法等景气循环统计、计量预测手段虽然对经济的波动趋势有一定的预示作用，但也只是景气扩张或收缩的大致走势，无法做到精确；对高涨与衰退、萧条与复苏等阶段之间转折点的测定，也只是根据若干次连续性上升数据或下降数据及其幅度做出逆向判定，对转折点及其具体位置几乎无法做出准确的顺向预见。景气研究自称其预测方法不仅可以预测经济波动的未来景气变化、景气状态、转折位置和转折点，还可以估计经济波动扩张与收缩的缓急程度，分析判断当前经济是处于繁荣、萧条、适度增长，还是过冷、过热及其程度如何，甚至还能分析经济波动的原因。但是，资本主义反危机的历史表明，景气研究从来没有准确预测出经济危机的发生点和发生环节，绝大多数经济危机偏偏就发生在景气预警的正常区间内。1929~1933年大危机前的情况是如此，2008年经济危机前的情况也是如此，几乎每一次危机前的情况都是如此。这使景气研究者伤透了脑筋。历史上有无数经济学家因未能准确预测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发生而惭愧不已，有的甚至留下终身遗憾。

按照现有的统计、计量、信息、理论条件，景气研究想准确预测周期性经济经济危机的“爆发点”，不管是技术派还是经验派，都是非常困难的，几乎无法做到。因为，这样的“爆发点”存在于社会经济活动的无数偶然因素之中，面对极为复杂、多样、多变的社会经济环境，人们无法预知这些“偶然因素”究竟是什么、在哪里，以及它们在宏观经济运行中的地位、角色和发挥作用的方式是什么，等等。历史事实表明，在正常情况下，绝大多数景气研究者、经济学家不愿意也无法准确预测到经济危机的发生，只有极少数人在有意无意之间偶然预测到了经济危机的发生，但离“爆发点”相差甚远。预测者的预言虽然有一定的经验根据，但带有很大的主观臆测性，其结论也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为他们的预测不是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的客观必然性为前提，而是将其视做由人们不适当经济行为造成的偶然事件。如此预测，只不过是经济波动规律的一种现实说法而已，因为繁荣与萧条的交替出现是经济运行的必然趋势；极度繁荣扩张之后必然会出现大危机、大萧条，这种因果关系早已被经济发展的历史所证实，也被绝大多数人所接受。在这种情况下，与其说某些人根据繁荣与萧条的对应关系预测到了经济危机，还不如说马克思早在19世纪就做出了这种预测。难怪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发生后，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些政客、经济学家、商人惊呼马克思又回来了，他对经济危机的预测太准了。

经济危机能否被完全准确预测？预测经济危机的难点究竟在哪里？这是一些经济学家至今难以回答的问题，即使那些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也对此不置可否。例如，在回答经济学家是否能准确预测经济危机时，凯恩斯曾经用调侃的语气对包括自己在内的经济学家做了这样的自我解嘲，“在过去的5次经济危机中，经济学家预测到了15次”。他提示公众，如果指望经济学家对某个经济事件进行毫无偏差的预测，这种愿望大概要落空。学者作为自身专业领域造诣高深的领跑人，无疑比公众更有先知先觉的感受和更深更广的视野；但人类毕竟不是天使，指望出现一个全知全觉的神无疑是一种奢望。后来，又有人称赞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成功地预测了经济危机时，该经济学家却调侃道：“在过去所发生的2次经济危机中，我已经预测到了8次。”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访问伦敦经济政治学院时向经济学家们提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么多经济学家都没能预见到金融危机的爆发？2009年6月，几位英国“重量级”经济学家联名给女王写了一封道歉信，信中说，这些经济精英认为自己“过于傲慢地相信金融系统处理风险的能力”，并为没能预测到金融危机的爆发而道歉。他们为经济学界的无所作为而困惑，为什么多数经济学家不仅没能发觉危机的来临，而且还明确地否认危机会发生？有的学者将其原因归咎于他们的职业普遍存在的自由市场偏见，以及过时的、过于简单化的分析工具，即经济学家过于依赖数学模型，而这些模型不仅错误地假设市场和经济在本质上是稳定的，而且还无视某些极为重要影响因素，比如经济主体做决策、修改预测方法及受社会因素影响的各种不同方式；人类心理以及人们对未来的期望；银行等金融机构在经济中发挥的关键作用(沃顿商学院金融系教授富兰克林·艾伦这样说)等。有人认为，对经济运行的标准分析之所以失败，一方面是因为经济学家对目前广泛使用的新型金融产品了解甚少；另一方面，全球金融体系日趋相互关联，而经济学家却没能牢牢把握住其中的工作机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