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明远：经济危机为什么难以准确预测（6）

五、经济危机难以预测的基本原因

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周期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有规律发生，一再证明了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一般预测的准确性。到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由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使周期性经济危机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基准经济周期的波动规律，这对准确把握经济周期的运行轨迹和发展趋势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但是，在最近的30年来，由于资本主义奉行了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政策主张，使周期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又一次向基准周期回归，不仅使周期变得越来越规则，危机的程度也逐次加强，只是因为出现了危机转型，才使预测危机的难度没有明显降低。

与西方经济周期理论相比较，不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如何演变，周期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形式如何转变，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和周期理论在预测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必然性因素方面始终具有突出的优势，但在预测经济危机的偶然性(危机的爆发点、领域)方面虽然也有某些长处，但仍然显得力不存心。例如，政治经济学完全有能力预测到经济危机的即将到来，以及它将在哪个领域首先出现，但无法预测到经济危机爆发的具体时点。因为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具有客观必然性，极度繁荣与投机之后就是经济危机，所以做出危机即将到来的预测是较为容易的。由于经济危机往往首先发生在对国民经济处于支配地位的那些行业中投机最为狂热的领域，所以只要找到这样的行业和领域，就意味着基本接近了危机的爆发点。由于经济危机是本质上均衡的关系出现失衡后的强制恢复，所以根据这些行业与其他行业以及这些行业内部经济关系的失衡状况，即可测定经济危机是否将要来临。

由于西方主流经济学家预测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以其周期性发生的客观必然性为前提，往往把经济危机看做是由错误的经济政策、人们不适当的经济行为等因素造成的偶然事件，所以每当经济危机发生后，他们总是把具体原因看做根本原因，把反映现象形态的规律看做反映本质关系的规律，将其总结概括为基本教训，在指标化、案例化的基础上，作为未来反危机的基本经验依据，用于防范未来有可能发生的危机。然而，由于现实危机总是有其特殊性，一次危机的具体原因完全不同于另外一些危机的具体原因，新的危机绝对不会与历史上的危机完全重复。过去危机的具体原因已经成为经验教训，为了避免类似危机的发生，过去的一些被看做引发危机的政策、制度、错误决策，或者被修改而成为警示，或者成为禁区拒绝人们涉足，或者被置于严格监督之下。这样，人们犯同样错误的几率就大大降低了，以往的一些引发危机的直接原因也就基本上不会再次出现于新的危机之中，新的危机爆发前的一些独特的征兆就不会被运用历史经验预测未来危机的人们所意识到，所以那些只着眼于现象形态的历史经验很难成为预测未来危机的基本依据，这也是人们为什么难以预测到危机的发生或很少有人意识到危机即将来临的原因之一。危机发生前的一些常见现象，例如经济极度繁荣膨胀、泡沫化、投机盛行、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等等，这些现象可以被视为危机即将到来的预兆，但不能成为危机的具体原因。随着经济繁荣的逐步增强，危机的一般征兆早已被过度乐观于经济发展前景的人们抛到九霄云外，而那些有可能引发危机的直接原因却深深地隐藏在众多的偶然因素之中，人们无法意识到它们是正在引爆危机的“导火索”，这是很少有人意识到危机即将来临的又一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不承认周期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客观性，所以在许多人的视野中，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只表现为景气循环，关注的焦点也主要集中在高涨与衰退、扩张与收缩、萧条与复苏之间的景气指标的临界值，以及当前所处阶段及其状态。这些根据经验确定的基准数据和基准波动趋势虽然也有某些反映矛盾关系的指标，例如需求对供给的压力指数、需求对生产的压力指数，等等，但它们没有全面、客观地反映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具体表现形式，尤其是很少反映它在现代社会的最新发展及其实现形式。例如，基本矛盾具体形式之一的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购买力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在现代社会又进一步衍生出信用关系无限扩张的趋势与实体经济受消费规模的限制而难以相应扩张之间的矛盾；基本矛盾的另一具体形式——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又进一步扩展为经济全球化要求世界经济的有序性与民族国家和国际垄断组织利益的相对独立性之间的矛盾；等等。由于这个原因，使预测活动往往抓不住问题主要症结，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针对性。

断定大繁荣之后必然会有一场大危机、大萧条，这要比否认危机和萧条的存在或完全没有意识到危机和萧条的到来高明一些，但与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必然周期性发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和周期理论相比较，似乎还停留在古典经济学的时代。既然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到来不可避免，既然这样的结论已经被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全部历史所证实，在这种情况下，预测一次经济危机必然会到来似乎显得有些幼稚和无知，至于学术价值，更是无从谈起。例如，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发生后，西方世界又一次不得不想到《资本论》，一些学者政客惊叹马克思对经济危机的预见的先进性。这对那些被认为预测到了经济危机的西方学者无疑是一个极大的讽刺。在经济过度繁荣的背后就是经济的过度失衡，经济越是过度失衡，经济危机就越是严重而深刻，这是马克思在19世纪就已经揭示了的规律。在这种情况下若还有人说自己发现了大繁荣之后必有大危机和大萧条，这无异于在达尔文之后还有人鼓吹自己发现了生物进化规律。我们知道，马克思早已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运行规律：在自由竞争条件下，经济周期的基准长度大致为10年左右，现实经济周期是一个变动的量，有缩短的趋势；极度繁荣、过度投机是危机爆发前的征兆；危机的强度取决于繁荣和投机的程度，等等。仅仅运用这些知识预测经济危机，其准确度就足以使上述预测者自愧不如。或者可以这样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和周期理论早已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做出了一般性预测。到目前为止，那些被认为成功预测到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西方经济学家们不仅没有超越马克思，相反，仍然存在很大的差距。政治经济学最蹩脚的经济危机预测者，也足以与最成功地预测经济危机的西方经济学家相媲美，因为那些被认为成功预测到了经济危机的西方经济学家们充其量也只是说准了一次经济危机的偶然到来，且认为它是错误的经济政策或人们不适当经济行为造成的结果，而不认为其到来具有客观必然性。

由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预测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基本前提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发生，所以对它而言，预测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重点已经不在于其必然性，而在于其偶然性，即经济危机最有可能发生的时间、地点、领域、环节。马克思曾试图从方法上解决这一问题，并做了许多尝试，例如引入数量分析法分析危机，但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以偿。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不仅没有开创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特色的经济危机偶然性预测研究，反而在经历了反对、否定和排斥之后，逐步接受了西方经济景气循环研究，将其用于世界经济和本国经济的景气研究和评价。

虽然周期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但其具体形式却有很大的差异，每次危机都有其独特的表现形式，危机发生的领域、环节、程度、具体原因和展开的形式都有很大的差异，危机的历史表现虽然可以成为深刻的教训，但它只能提醒人们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而无法制止人们犯新的错误。所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经验性预测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