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的出路是改革农业生产体制
上海证券报：在肯定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您一直认为当前的中国并未完成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新一届政府将城镇化作为重大施政战略，想请您谈一下工业化、城镇化与中国农村改革之间的关系？
刘吉：从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必然。工业化最本质的标志不止是消灭地主剥削农民的土地制度，而且是小农经济的农民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消亡。
当今美国农业人口只有2%，西欧约3%，日本也在5%以下。而且这些农业人口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小生产农民，而是农艺分工协作的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化经营的农场主（农业企业家）。资本主义是通过残酷的方式（例如英国“羊吃人”的圈地运动；美国为解放黑奴农民打了一场南北内战）消灭农民阶级的，社会主义中国应该通过市场决定性配置方式渐进有序地实现农民阶级的消亡（例如农民进城当工人或其他职业，以及农民后代接受现代教育成为知识分子）。
农民进城，源源不断提供了廉价自由劳动力，这是工业化必需的条件，特别是在全球化下后发工业化竞争力所在，理应推动。这是近代以来工业化和工业社会发展实践证明了的共同规律。
城镇化的道理其实十分简单。城镇化的本质是工业化。农业人口总是高度分散的，只有工业是集中的，工厂在哪儿人自然而然就集中在哪儿，也就城镇化了。同时没有工业化，农民进城找不到工作就成流浪汉了，也不是真正意义上城镇化。所以首先要完成工业化的任务，在工业化过程中城镇化自然就完成了。先进工业化国家的历史实践概莫能外地证明了这点。脱离工业化的城镇化只能是浪费资源的“空城化”。
中国出现城镇化的问题纯是计划经济年代遗留至今仍实行的严格的户口政策造成的。2.5亿农民工进城打工，而户口仍在农村，这是不合理的，也阻碍了中国工业化进程。农民刚进城就户口进城这当然是不合理的，但农民进城打工二三十年，为城市建设作出了市民应有贡献，仍不能转化为市民，这是极不公正的。农民工变成市民可以参考国际移民通行的“绿卡”制度有序进行，防止对城市人口不必要的冲击。农民工的收入大量用于一年一度春运以及各种无益消费、愚昧消费，拉动不了内需。一旦成市民，市民家庭建设就会成为持续拉动内需的生力军！
上海证券报：在农村改革中，土地流转是重要环节，但各地推进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出现了种种问题，您认为土地流转应如何进行才能将流弊降到最低？
刘吉：中国必须加快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需要土地流转。我觉得土地流转问题也不复杂：（1)可以按市场的方式解决，农民把土地按市场价格交易流转给农场主，进城当工人或做其他职业，当然也可以按市场准则被雇佣在农场工作；（2）土地流转也可以通过政府来解决，农民把土地交还国家，国家再招聘农场主，并规定农场主不得把土地用于非农业经济，同时农场主必须保障该土地上的农民生活水平不低于现在水平。
土地流转复杂化在于一些学者和一些地方规定，土地流转既必须按市场价让农民得益，又要包下农民今后的工作和生活。这样双重的土地流转交易成本，既使农场主望而生畏，承担不起，又造成一批“富裕”的不劳而获的“农民”。这对中国农业和整个经济都是灾难性的！
上海证券报：您一直认为扶贫支农并不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良方？对中国农村改革您认为最关键的地方在哪里？
刘吉：靠国家扶贫支农，即支持小农经济是永远解决不了“三农问题”的，十多年“一号文件”的实践已经证明了这点。“三农问题”唯一地只能以改革农业生产方式和农民阶级消亡来实现。
要想提高农民收入必须改革农业生产体制，把小生产体制改成社会化大生产的农业体制，这才是出路。现在拿改革积累的财富解决当下的社会问题，搞平均主义，坐吃山空，这种做法是极其错误的。记住邓小平教导：“发展才是硬道理”；“不改革死路一条”。
中国要进一步改革，必须彻底抛弃苏式农业社会主义，从农业社会的思想意识中解放出来。农业小生产意识本质是封建意识，在中国，至今小农经济和小生产仍然是汪洋大海，其影响力不可忽视，越来越成为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羁绊。
中国农业必须进行市场经济的根本改造，从农业社会一家一户小农全能的小生产方式转变为通过市场分工协作的社会化大生产方式，农民作为一个阶级和平消亡，而广大农民个人和家庭进城为工业化提供自由劳动力，这就是“城市化”。同时，农业耕地逐步集中，形成“规模经济”，由农场主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运行准则经营。如种子与专业种子公司签约，施肥与专业肥料公司签约……收获与收割公司签约，农产品储存与仓储公司签约等等。最后农业人口降为5%以下，这就是工业化完成最根本的标志。“城市化”是表象，工业化是本质，市场化是机制。中国农业生产方式改革还没有真正开始！中国小农农业的产品不仅质量低次，而且产量比美欧社会化大生产的先进农业低5-8倍。所以，中国农业生产方式改革的红利将是十分巨大的！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1556号
已有0人发表了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