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见义勇为申报不应戴上“地域紧箍咒”（3）

现行法上，施救义务主要有以下方面，一是法律明文规定，如父母对所监护孩子必须施救。二是先前行为引起，如成年人将儿童带到水边，孩子溺水，成年人必须施救，再如，致他人处于伤亡危险，有能力施救就必须施救。三是职业准则要求，如救危除暴是警察的法定义务，但相关保障应由专项职业法律规定，不适用一般规定。

仅以对“熟人”施救为由，拒绝认定见义勇为，这显然站不住脚。在现代社会中，“熟人”之间是彼此独立的法律主体，和“陌生人”无本质区别，对“熟人”施救顶多算是道德要求，并非法定义务。可见，当地政府部门的相关认定并不符合立法精神。

而当地政府部门还提出“见义勇为只适用于省内”。这确实是地方立法的遗憾。当地法规对于“见义勇为”的保护，采取行为发生地主义，仅限于“四川省行政区域内发生的见义勇为行为”。

其实，这在各地也存在差异，北京规定的则是“本市行政区域内见义勇为，或者本市公民在本市行政区域外见义勇为”。事实上，即使北京等地做出了更为广泛的规定，也恐将因各地法规和社保制度的不统一，使得各地已有的勇为红利无法“跨省”对接，难以实现对异地勇为者的有效保护。

见义勇为难能可贵，必须避免让义者陷入法律争议的尴尬，又流血又流汗流泪，这就需要上升到国家统一立法的高度，对见义勇为的实体及程序认定、相关法律关系的界定、激励机制、保障机制作出明确规定，让国家和社会真正全面承担起对勇为者的保护责任，让全体公民无论在哪个省市，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无后顾之忧，敢于勇为。

救“熟人”的见义勇为仍可有为

四川省的确有一部关于见义勇为的法规——《四川省保护和奖励见义勇为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这部法规对见义勇为的定义也较为精确：见义勇为是指公民在履行特定义务以外，为保护国家、集体利益或他人人身、财产安全，不顾个人安危，同各种违法犯罪作斗争或者抢险救灾的行为。

孙川本人没有法定的职责或特定义务去救助溺水的朋友，但却在朋友遇险时，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全，挺身相救，最终不幸身亡。即使他救助的是熟人，他的行为也具有无可争辩的正义性和利他性，这完全符合《条例》，因此是典型的见义勇为，不存在所谓的争议。不知当地官员的“争议”是个别人随口说说，还是不懂法规。

再者，《条例》确实规定了适用范围是在四川省行政区域内发生的见义勇为行为。依照这种规定，发生在国外的见义勇为行为无法被认定为见义勇为行为。这样说来，四川省的《条例》确实存在一定的问题，不是很完善。就全国范围来看，北京、安徽等地的见义勇为法规就比较完善，如北京市《<北京市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护条例>实施办法》规定，非本市人员在本市行政区域内见义勇为，或者本市居民在本市行政区域外见义勇为，按照《条例》和本办法执行。

修改见义勇为法律法规，打破按属地申报的地域限制，这当然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策，但修改法律法规，需要较长时间的征询意见、论证和修改，短时间内难以完成，也难以在短时间内，依靠修改法律法规来保障见义勇为人员的权利。那么，在见义勇为法律法规完善之前是不是没有办法了呢?当然不是，政府部门依然可以做得更好。

回到孙科见义勇为这件事上来，孙川见义勇为而亡，其家属想申请见义勇为，对此，地方政府工作人员仅仅拿出《条例》告诉家属，死者的行为不能被认定为见义勇为行为，一句话浇灭了死者家属的希望，把他们抛向亲人见义勇为而死却得不到承认的巨大阴影之中。

法律法规应当是公正的，对弱者来说也是温情的，作为保障见义勇为者权利的法规，《条例》更是如此。当地政府部门简简单单的回应，表面上是依规行事，实际上他们可以做得更好一些。

面对家属的申请和记者的采访，当地政府工作人员摆出“就事论事”的态度，说的话也完全是业务方面的内容，这很好，但这还不够。“权为民所用”了，“情为民所系”也需要跟上。我们欣赏政府工作人员就事论事的态度，也希望相关人员在做本职工作的时候能更体贴一些。面对为死去的亲人申报见义勇为认证的家属，哪怕不符合认证要求，也请工作人员能说一些安慰的话，抚慰家属遭受创伤的心灵，让他们不那么寒心，以鼓励更多的人见义勇为。毕竟在当下，提升公民道德素质任重道远，见义勇为行为真的需要鼓励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