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重返法治国家建设（3）

当然，人们也不能简单地假设司法就是中立。司法，无论作为一种机构还是在这个机构工作的成员，都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既可以受到政府的影响，也可以受到社会力量的影响。西方一般被视为是法治国家，但很多经验研究表明，司法（尤其是司法的主体法官）往往不可避免地要受政治力量的影响。所谓的中立只是在相对意义上的，就是要求司法界从业人员严格遵守专业精神（professionalism），专业精神高于一切。

第三种认知发生在中国如何确立自己的法治体系这一层面。近代以来，中国的法律体系深受西方的影响。改革开放之后，受美国的影响更为深刻。西方在建设法治国家方面领先于中国，中国须要好好学习。不过，这并不是说中国要照搬照抄西方，中国也必须避免西方法治体系的一些劣势。例如，美国的“以法治国”（rule of law）经常演变成为“律师治国”（rule of lawyers）。如同其他领域，司法界本身也并非能够超越自己的利益。法律是社会正义和公正的保障，但不能简单地假定律师就是社会正义和公正的化身。相反，司法体制本身很容易演变成为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律师也是基于自私利益之上的。

在美国，律师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追求自身的利益，这导致了巨大的社会问题。例如，美国人喜欢打官司，也被鼓励打官司，而不喜欢庭外和解。这种心态的形成和美国拥有庞大的律师群体有关。照理说是需求创造供应，但在美国的司法界可能相反。大量的司法需求是美国律师作为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创造出来的。什么事情都要诉诸于司法，反而促成美国的司法体系不堪重负，不仅效率低下，而且社会经济成本无限高昂。

显然，中国要确立自己的法治体系，在认知层面，既要克服传统的“法律工具论”的思维，也要避免简单地照抄照搬西方的思维。

法治建设也面临实际政治的困难，包括谁来做、怎么做。这里争论的焦点在政法委的存留问题。在知识界，人们对政法委一直有诸多的抱怨，似乎政法委就是阻碍中国法治建设的最大阻碍。在今后一段时间里，这个问题会长期存留下去，人们对此也会展开争论。如果避开其存留问题不谈，在目前的阶段重要的还是政法委的功能转变问题，就是要从前些年的维稳机制转变为促进法治建设的机制。

实际上，十八大以来，政法委也在作这方面的转型。往日的维稳功能在不断淡化，被新的概念“社会治理”所取代。同时，政法委也在突出其法治改革的新方向，例如对劳教制度的改革。在这方面，这个机构仍可大有作为。随着政法委功能的转变，社会对其的认知和看法也会逐渐得到改变。

法治不会从天上掉下来，都是人为建设的结果。西方花了一百多年的时间建立了法治。中国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多年，法治建设也走过了相当曲折的道路。不过，形势比人强，法治建设是一个大趋势，因为经济、社会和政治等方方面面的发展都在呼吁法治建设。一旦条件具备，包括执政党所具有的坚强的政治意志、社会成员科学的法治观念、法治建设机构的存在等等，就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中国也能建设成自己的法治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