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内核如何实现良性延伸

近代以来中华文明在国家治理方面呈现出明显的力不从心

19世纪末，中华民族在历经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海战失败后，有识志士深感到中华文明在国家治理方面呈现出明显的力不从心。在中华民族孱弱岌危且深处知识饥荒之际，严复将英国博物学家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摘译成《天演论》率先传入中国，其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学实证原理第一次给中国人提供了人类社会发展同样是遵循“优胜劣汰”生物学原理的坚实理论依据，拨亮了中国人的内心理性。之后，西方的一些哲学、政治、经济、文化、逻辑、教育、医学、军事、生物、宇宙等各个领域的学说先见，在20世纪上半叶里，通过各种途径得以先后译传中国。其中陈望道、陈独秀、李大钊等有识之士引进了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理念，进而组建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的历史进而走向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自此，可以说民族和国家治理的实践才步入有质变的进程，再次出发踏上重新探索之于民族和国家兴盛的治理实践之路。

全人类的文明生态结构是从全球各地开始与发展的，也即并非源于单支独流的。在发展过程中，任何一支文明都有可能因为多种因素导致的发展停滞，便可能会被领先发展的其它文明支系所超越甚至取代。这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学基础原理之于人类社会的直接反映。

就中华文明而言，在系统构建之后，迄今历经2000多年的岁月消耗，尽管文明的内核仍然在熠熠生辉，但其中的“综合性能”已经显然呈现出“取用不敷、应用不胜”的现象。在2000多年的国家治理进程中，由于在根本上没有消除封建专制体制所导致的人性压迫与阶级对立,从而导致全民族创造能力被大大地内耗而削弱，缺乏对于整个宇宙、地球与人类社会运行规律的理性探索和遵循。

这从我们看到在大英博物馆内陈设的许许多多十分珍贵的，却是在从未支付对价的情况下，掠自中国圆明园的人类文化精品时,我们就会清楚地感受到中华民族曾经因为囿于自身的狭隘、自大、自私、无知、停滞等国家（社会）治理因素所由导致的怠于对自身民族和国家（社会）生活秩序的及时建构，以及疏于对人类社会未知领域的勇敢探索，失于对促进全人类文明发展责任的自觉担当等，所已经为之付出的不堪回首的十分沉重的历史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