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工决定阶级——马克思恩格斯的未竟之论（2）

二、“分工决定阶级”被“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阶级”取代

“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阶级”的观点形成于斯大林，但发端于列宁。

列宁起初无疑也是持分工决定阶级的观点的，突出地表现为他在《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等文中提出的，只有实现全民（先由工人开始）的计算和监督才能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01页；《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76、479页。）全民的计算和监督，实质上就是打破少数人对管理职能的垄断，进而消灭直接劳动者与管理劳动者的分工。

但是，他关于阶级的定义，可以说已经为“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阶级”的观点打开了缺口。“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生产关系中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法律上明文规定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这里作为剥削起因的几个“不同”都可以理解为直接劳动者与管理劳动者、技术劳动者的分工，但不包括“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因为括号里的几个字——“这种关系大部分是法律上明文规定的”—— 难免让人将它理解为法律层面上的生产资料所有关系。

到了俄共（布）九大，列宁已经明显地转向了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论。在俄共（布）九大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中，为了化解主张集体管理制的人们对推行“一长制”的阻挠，列宁放弃了全民的计算和监督比没收资本家财产更重要的观点，提出了所有制才是阶级统治的体现的观点，“现在的阶级统治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无产阶级的统治表现在废除了地主和资本家的所有制。以前所有一切宪法，以至最民主的共和宪法的精神和基本内容都归结在所有制这一点上。我们的宪法之所以有权在历史上存在，所以争取到了这个权利，就是因为废除这一所有制不是仅仅在纸上写写而已。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废除并彻底破坏了这一所有制，阶级统治也就表现在这里。首先就表现在所有制问题上。我们实际解决了所有制问题，这样也就保证了阶级统治。”（《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81页。）

其实，列宁的这种转变对于调和“一长制”与“无产阶级的统治”之间的逻辑矛盾并非是必需的；对于这种矛盾的调和，完全可以参照他本人调和社会主义的国名与过渡时期的定位之间逻辑矛盾的经验。在《论“左派”的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一文中，针对一些“左派”对苏维埃俄国存在资本主义成分大加指责的言论，列宁争辩说：“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这个名称是表明苏维埃政权有决心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决不是表明新的经济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1页。）同理，“无产阶级的统治”也可以这样解释：它只是表明苏维埃政权有决心向全民的计算和监督过渡，并不意味着现在就已经真正实现了全民的计算和监督。

“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阶级的观点”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第二节“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已经得到了比较充分的体现（《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出版（莫斯科）1953年版，第155-159页。），在斯大林关于生产关系的定义中被进一步理论化了。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斯大林写道：“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人们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这里包括：(一)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二)由此产生的各种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或如马克思所说的，‘互相交换其活动’；（三）完全以它们为转移的产品分配形式。这一切共同构成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94页。）斯大林对生产关系的这个定义是一个可以适用于阶级社会和无阶级社会的抽象概念，但如果将这个概念应用到阶级社会，这里的三要素就可以具体化为：（一）一部分人拥有生产资料，另一部分人不拥有生产资料或仅拥有少量生产资料；（二）由此产生的一部分人在生产中处于管理、支配地位，而另一部分人处于被管理、被支配的地位，一部分人在另一部分人指挥、监视下进行劳动；（三）一部分人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剩余劳动。这正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阶级的完整表述。

应当指出的是，斯大林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阶级”的观点并没有完全排除分工对阶级的影响，因为生产中的管理、支配关系对一部分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剩余劳动还是有决定作用的，只不过这种决定作用相对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决定作用来说是次要的；但是，在此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内，“分工决定阶级”的观点的确鲜为人知。

“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阶级”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首先，它无法揭示小生产者发生两极分化的内在机制，因而在逻辑上不能自圆其说。“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阶级”的逻辑起点是一部分拥有生产资料、另一部分人不拥有生产资料或仅拥有少量生产资料，这个逻辑起点往往需要通过小生产者的两极分化来得到说明。众所周知，以雅典为代表的奴隶社会起源于小生产者的分化，而不是暴力掠夺；资本主义最初也产生于小生产者的分化，以在海外进行暴力掠夺闻名的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并没有率先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而欧洲的封建主转向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相当程度时才出现的现象；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的所产生的资本主义成分，最初也是由小生产者分化而来。对于小生产者的两极分化，“分工决定阶级”论可以用劳动技能差异（其中一部分小生产者比较懂经营或善于利用先进技术）来解释，而“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阶级”论不可能提供一种能够自圆其说的解释。逻辑起点成问题，很可能像牛顿的“第一次推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私有制迷信那样，将整个体系引向反辩证法的歧途。

其次，它与社会现实越来越相冲突。在资本主义早期，所有者与管理者往往是两位一体的，说生产资料所有关系决定在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从表面上来看还是过得去的。但是，经营管理权与所有权分离的出现对这一说法形成了严重的挑战。两权分离这一现象早在马克思的时代就已经出现了苗头。20世纪20年代以后，由于科学管理在西方的推行，两权分离的趋势就更加明显了，所有者日益从生产过程中退出，经营管理权越来越由拥有专门技能、但未必拥有企业所有权的人员承担。虽然主要所有者往往还保留着主要人事任免权和重大决策权等权力，但事实已经足以说明：社会化大生产客观上要求拥有专门技能的管理者、技术人员，而不是所有者，在生产中处于支配地位。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内部，人们对生产资料的所有关系是平等的，但高层管理者、高级技术人员却可以凭借对复杂劳动的垄断而享有特权，在苏联东欧甚至形成官僚特权阶层，最后在90年代初的巨变中窃取国有资本，蜕变为官僚资产阶级。官僚特权阶层向官僚资产阶级的蜕变，生动地说明了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相对于生产资料所有关系的能动作用。

第三，它违背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是一种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的观点。根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应该是：人们在生产中的不平等地位决定他们在生产资料所有关系上的不平等，或者如马克思所说的“分工决定私有制”，“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对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4页。）至于分工这种“活动”是如何生产出私有制这种“产品”的，苏联东欧的官僚特权阶层通过窃取国有资本实现向官僚资产阶级的蜕变，只是一种极端形式。更常见的形式是：管理劳动者、技术劳动者凭借他们对复杂劳动的垄断，在生产过程处于支配地位，在分配中可以获取剥削收入，这种劳动的垄断收入（相当于马克思所说的“企业主收入”）除了一部分会被挥霍以外，另一部分会被投入再生产，从而形成受法律保护的生产资料所有权，而简单劳动者所得收入仅够实现劳动力的再生产，无法通过投资形成生产资料所有权。

而根据斯大林的生产关系概念，是法律意义上的生产资料所有关系的差别，决定一部分人在生产过程中管理、支配另一部分人，在分配中剥削另一部分人。这是典型的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的观点。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生产资料归谁所有，这本来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法律概念。不过，从马克思本人开始，马克思主义者中间的确存在着将它解释为现实中的生产关系的主张。（参看林岗：《并存与竞争中的协调发展——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版，第11-25页；许兴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中国经济问题探索》，社科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7-18页。）但是，在斯大林的生产关系概念中，“各种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就是现实中的生产关系，而且是最重要的生产关系；除此之外，现实中的生产关系就是指在生产中处于相同地位的人们相互竞争的关系，与“各种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相区别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显然不是指这种关系，而只能回归它作为上层建筑范畴的本来含义。

当然，不能说简单地说，斯大林视野中的阶级完全是由上层建筑决定的，因为作为“生产关系”核心的生产资料所有制还是要受到生产力制约的。但是，斯大林在生产力和阶级之间横插进了一个上层建筑意义上的生产资料所有制，这不能不弱化生产力对阶级的决定作用，从而为脱离生产力水平消灭私有制和阶级留下了隐患。

虽然斯大林开创的社会主义模式在客观上适应了经济文化落后却率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在其初创时期恶劣的国内外环境下，集中国力建立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并维护国家军事政治安全的需要，但由强调上层建筑的能动作用走向上层建筑决定论，毕竟是严重的理论失误，后来社会主义体制趋于僵化不能不说与斯大林的这种理论失误有很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