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法治无特例，改革须依法 （3）

我们强调“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并非要从外部强加给社会一种压力，而是要自上而下建立起一种可以信任的秩序，人人可以明晓政府权力之边界，预期交往对象行为之可能，从而竭尽所能实现自己的梦想，这是法治共同体所实现的整体价值。如果说推行市场经济改革，释放的是人民群众在经济领域的活力，那么，推行法治改革，则是要充分释放人民群众在国家治理乃至各个领域的活力。如果改革创新、跨越发展成为可以无视程序、违背法律的“特例”，这无疑是对法治共同体信任基础的破坏。英国哲学家培根说过：“一次不公正的司法判决，其恶果甚于十次犯罪，因为犯罪只是弄脏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判决却弄脏了水源。”从这个意义上说，借改革之名行种种特权，最终会严重削弱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社会基础，使我们的国家与法治渐行渐远。

缓和改革与法治之间的张力，实现变与稳的动态平衡

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需要法治提供一种稳定的社会基础。当前独特的社会背景与几十年来的改革努力，已经注定我们不能回头走老路，面对法治与改革之间的张力，我们要做的不是在人治与法治之间徘徊与反复，而是要稳一稳改革的步伐，寻求以提升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来缓和改革与法治之间的张力，追求更为长远而稳健的发展。

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上指出：“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以法治来引领和推动改革，科学立法成为社会的迫切需求。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虽已基本形成，但仍难言完善，很多适应改革所特需的法律尚未制定，尤其是我国在相当长时期内将处于转型发展时期，社会对法律的新需求越来越大。我国应加强立法的前瞻性，将党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判断和制度设计，通过法定程序融入到法律之中；将人民对于改革发展的愿望，通过法律表达出来；在亟需改革的空白领域及时立法，将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法律及时修改或废止，让法律及时而准确地反映社会的需求，确保法律成为一切重大领域改革的先行者。

实现法治与改革之协调，让改革于法有据，需要在加强立法功能的同时，将着力点转移到法律适用方法的打磨上来。无论法律多么周详，它也只是一套由规则和概念交织而成的逻辑系统，与繁复庞杂的社会事实不可能无缝对接。如果动辄立法、修法，不仅导致立法成本高昂，也不符合法律的安定性价值。《法国民法典》用了两百多年，《德国民法典》用了一百多年，这些都值得我们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