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民族的崛起（3）

第一，以二元价值观判断和处理事物，意味着尚未走向科学和理性，同时意味着代表人类文明走向的核心价值观没有确立起来。在过去的岁月中，我们曾经存在着僵化的以二元价值观判断和处理一切事物的问题。举例来看，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远征军与日军在云南腾冲进行过一场战役。这是抗日战争时期发生的最大的反攻战役之一。作战中，远征军一个连坚守于高黎贡山路口，日军久攻不下。后来日军找了一村民带路，绕道山后，把这个连的官兵全部打死。解放后，有人举报那个村民，村民辩解说，自己没有错，因为自己是带着坏人打坏人。审问者想了想，把他放了，后来这村民还当了生产队长。从这个事例中，可以看出永恒的价值标准已经不存在，剩下的仅仅是功利主义和扭曲的政治图解。

这种情况其实还存在于更广泛的领域和层面。比如，在中国的外交史上，有几个阶段的特点表现明晰。一个是以二元价值观看世界的阶段，即秉承“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第二个是藏拙阶段，在需要表达我们观点的时候，我们常常选择了弃权。第三个阶段是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确定我们的立场和政策，毫无疑问，现在我们处理国际事务的原则备受好评。

前两个阶段的形成，有其历史的偶然与必然，我们不能简单地站在今天的条件下评价昨天，但是关注因此而来的外部评价，却能引发思考。香港《风凰周刊》题为“中国需要增进负责任大国的意识”的文章说，“过去，中国曾经长期以超级大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破坏者和对抗性面目出现，后来外交指导方针从注重意识形态变成注重国家现实利益，专注于国内经济发展而尽可能地减少对国际矛盾冲突的介入，但随着中国融入国际的程度加深，中国利益的国际化程度同样也在加深。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中国一方面需要长期坚持韬光养晦，决不当头，但另一方面又需要以灵活主动的外交活动改善自己在国际社会的形象认知，改善国际政治生存环境，以减少中国发展的摩擦和阻力。尤其是对中国崛起心怀警惕疑惧的美国来说，中国是作为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和参与者，具有和平价值，而不仅仅是一个在既有国际秩序下的搭便车者，更不是一个破坏者，是非常必要的。”美国方面也说，应该使中国成为一个负责的“利益攸关者”。虽然美国是站在他们的价值观与思维方式和立场上说话，但至少反映出世界范围内有关中国的价值判断和要求。新加坡《联合早报》以“重新寻找国际角色的时代”为题分析了中国的大国定位问题，文章说：“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在国际上先后扮演了多种角色，彼此反差强烈，足以反映世界和中国的历史性变迁。”“虽然中国的国际地位这些年来有大幅度上升，角色定位在理论上也很明确，但在实践中，其面孔依然不够清晰。”“某些时候保持角色的相对模糊，在战略上是一个必要的选择。可是，模糊的角色也不容易赢得朋友、信任和威信。”“中国外交以维护自身利益为出发点，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在这个前提之下，还需要更有智慧、更大胆地树立公正、正义与诚实的形象。只有这样，才更有可能达到近悦远来的境界。”由此判定，我们惟有按照不变的核心价值观为处事准则，清晰的为他人所接受的形象才会塑造出来。

第二，情感左右理性，印证着尚未做到以永恒的核心价值观支撑行为。我认为，随着我们党的成熟，整个民族也在走向成熟，但同时毋庸讳言，由于贯性思维，许多人仍然没有跳出情绪左右理性的误区。美国“9·11事件”发生时，我们一个记者代表团在美国，看到世贸大楼被炸，集体鼓掌，由此而被视作不受欢迎的人，永远不许踏上美国的土地。我对此也不认同。人类世界最宝贵的是生命，看到几千无辜的生命从此烟消云散，不给予同情，却拍手称快，虽然想表达的是对美国霸权主义的愤慨，但仍然证明心中失去了最基本的价值标准和价值判断。在这方面，更值得一说的大概是中日两国间扯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我不否认日本军国主义的危害，但却强调在批判过程中保持理性与成熟。看过《特洛伊》电影的人会注意到这样一个镜头，特洛伊国王找英雄阿喀琉斯要回儿子的尸体，阿喀琉斯为国王的行为所折服，不仅答应归还尸体，并且给予礼遇，但最后还是说：“有什么用呢？明天我们继续攻城，你仍然是我的敌人。”国王回答：“你现在就是我的敌人，但对敌人也要给予应有的尊重。”由此联想开来，宋美龄去世时，大陆媒体对其在抗日战争期间的贡献作了正面评价，对此外电报道说：“中共学会了尊重对手”。

一个成熟的伟大的民族，不仅要有批评别人的能力，同时更应当理性和善于学习他人，包括从对手那里学习。未必不可以说，在纪律与秩序方面，日本民族很值得我们学习。几年前，一个访问学者归国后讲了个故事。一次他到伊豆半岛旅游，在回东京的路上出现了少有的大塞车，然而有几个现象令其震惊，一个是上行道塞车几百公里，下行道没有几辆车，但没有车跑到下行道上去；几百公里没有看到一个警察维持秩序；没有人按喇叭催前面的人。写到这里后，作者感叹：“如此守秩序、万众一心的民族，真是可敬又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