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民族的崛起（4）

第三，当自信建立于对不同社会运行规则茫然之上时，同样反映着缺少理性思维，缺少核心价值观的支撑。中华民族有几百年的闭关锁国史，包括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时间，国门也处于关闭状态，再加上东西方的冷战，导致了我们对世界游戏规则的不够了解。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有很大一批人走了出去，但就整个社会来讲，对世界的认识仍然不够全面。事实上，我们的社会体制制度与西方国家有着很大的区别，面对区别，能不能理性对待显示着一个民族的成熟程度。

比如，西方国家的政府是权力有限的政府，并且行政和司法分立。媒体曾经披露，布什到加州，施瓦辛格拒绝迎接，这在我们国家显然是不可想象的，道理很简单，西方的各级政府首脑主要向选民负责，而非向总统负责。我们是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不同的体制制度有其民族性和必然性，因而不能一味的把自己的取向强加给别人。关键在于，面对不同制度模式，一些人总想以自己的思维要求世界，这就促使思维走偏。在日本，其首相就无权制止右翼势力在大阪进行集会，甚至其首相无权干涉大阪市的内部事务。大阪市市长是由大阪市民选举产生，日本首相无权任命或撤换大阪市长。至于有人给日本天皇写公开信，说明的是不理解君主立宪制的国家中，天皇无权过问政事。在日本，只有议会才有权禁止右派进行民间集会。这一点有俄国皇太子尼古拉在日本被刺事件。1892年俄国皇太子尼古拉（后来的沙皇尼古拉二世）访问日本期间，被一名警察砍了一刀。此事震惊朝野，日本天皇亲自出面赔礼道歉，其政府也答应严惩凶手。日本政府原本想尽快极刑处决该警察来息事宁人，以免俄国借此事为由对日本进行武装报复。然而高法院在审理此案时，最高大法官却说∶“该警察犯的只是杀人未遂罪，按照日本法律不能判死刑”。最后该警察只判了有期徒刑。

不同的体制制度，皆建立于特有的文化传统和政治生态之上，没有必要强求一致。这里的要害在于如何避免以自己的价值观来要求他人行止的问题。当今时代，美国所犯的错误之一就是输出美国式民主，而不看其他民族是否存在排异反应。随着中国的强劲发展，需要调整的国家间、民族间的关系越来越复杂，需要解决的矛盾越来越多，既然经济全球化与贸易自由化决定着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不可能永远关起门来过日子，那么就有一个处理的原则与方法问题。当政府在处理关系过程中，拥有成熟的核心价值观作支撑，并且形成良性互动，那么决策与执行就都比较容易；如果没有或失去核心价值观，一切行为都建立于短期化和情绪化之上，那么政府的政策是很难得到良好执行的，与世界的交往必然进入一个磨擦与碰撞频出的过程之中。

核心价值观——奠基于坚实的思想支撑之上

毫无疑问，按照简洁、清晰、易记、深刻和思想容量大的原则，将一个民族、一个政党、一支军队最深厚的精神内核抽象出来，构成核心价值观，并非易事，其困难主要不是在于以往有没有清晰的提法，或有没有思想的积淀，关键在于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奠基于什么理念或思想基础之上。只有弄清了这一点，原本积淀下来的思想或精神实质才易于把握并抽象出来。由于时间关系，这里我主要就构建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的有关问题作出阐述。

概括起来，民族核心价值观奠基于普世性、民族性、政治性、崇高性、时代性。

第一，关于普世性原则。既然核心价值观是一个国家和民族价值体系中最本质、最具决定作用的部分，它支撑和影响着所有价值判断和行为走向，那么它就应当奠基于对整个人类发展史和未来走向的总概括之上，要将整个人类文明积淀下来的最本质的价值准则结合进去，惟此才敢言吸引和召唤更广泛的人们去遵循和坚守，才敢言以此支撑和谐社会的构建，支撑和推动和谐世界的形成。因为，在世界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多元文化深度交融的今天，如果长期对他民族、他文化，特别是人类共有的文化视而不见，既不是科学的态度，更非理性的行为。只有坚持民族核心价值观的普世性原则，民族间的交集点和相通性才会形成，共存共荣才能实现。

第二，关于民族性原则。由封闭到开放，由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的中国社会，需要构建新的与时代背景相适应的核心价值观，这个核心价值观的建设必须建立于民族文化传统之上，而不是奠基于外来文化。这一点对世界各国都具有规律性。以西方民主、自由、人权的核心价值为例，其成就于几百年资本主义政治文化的发展，精神因子甚至追溯至古希腊文明，追溯于基督教教义。当然，对于历史文化必须持以科学的态度，历史虚无主义不行，民粹主义也不行，惟一可行的就是寻找民族文化中最优秀的成分，结合现代文明，予以发掘、归纳和整理，力求焕发出更加灿烂的光辉。

第三，关于政治性原则。在一个价值观念多元的社会要形成主流精神与核心价值观，没有执政党的倡导和推动是难以想象的。同时一个长期执政的政党，必然代表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否则便不具有执政的合法性，当一个民族选择了某一政党，即意味着这个党的政治思想、执政理念可以满足民族的要求，他的核心价值观与民族核心价值观有着相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