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应避免形成过度悲观预期
新京报:中国的技术跟发达国家还有多大的差距?这样的差距能否支撑中国未来一段时间保持高速发展?
刘培林:中国尚处于上中等收入水平,即使未来越过高收入经济体行列的门槛水平,距离最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也还有很大差距,差距就是潜力。不过,增长潜力与其释放节奏,是两个概念,就如同距离和速度之间的差别一样。
新京报:什么措施会让我们跑得顺利一点?快一点?
刘培林:这涉及很多方面。我个人认为促进创新是最重要的一点。如果不能建立促进产业创新和技术持续升级的体制,我们的追赶潜力就无法释放。短期的宏观经济管理也很重要,如果管理得不好,容易出现泡沫和经济危机,进而导致我国偏离追赶周期的正常轨道,出现重大的挫折和反复。
新京报:怎么才能管好呢?
刘培林:除了要通过传统意义上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进行调控之外,我个人认为中国在迈入新常态的过程中有一个独特的任务,就是通过法治建设、深化改革和宏观调控措施,共同引导广大微观经济主体的预期,使得全社会形成关于新常态的正确认识。
这正确的认识,我觉得有几个重要的方面。第一,使得微观主体相信,前途是光明的,我国未来尚有可观的追赶潜力,避免形成过度悲观的预期。同时,使得微观主体相信,投资收益是安全和有法律保障的。
第二,使得微观主体认识到,道路是曲折的;要丢掉幻想,投入战斗。我国未来追赶潜力的释放节奏,将比过去高速追赶平台期的水平慢。未来的市场竞争会更加激烈,企业必须通过推动创新和转型升级,培育在较低增速的宏观环境下生存和获利的能力,不能指望在政府刺激的高增速宏观背景下通过扩大规模等简单的经营措施获利。早日丢掉对政府大力度宏观刺激的幻想,早日投入转型升级和技术创新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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