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结构将发生重大变化（2）

增速放缓源于与先进技术差距缩小

新京报：你曾在文中表示，后发经济体的追赶周期表象上是一个经济追赶过程，其实质则是一个技术和生产率的追赶过程。能否列举一些具体的事例来解释追赶周期的这一实质？

刘培林：先从人们对中国增长速度放缓的各种解释说起。常常被提及的理由是各种要素成本上升、人口红利消失、生态和环境保护压力加大等等。用这些因素解释增长减速虽然不无道理，但却解释不了这样的现象：非洲的要素成本低、生态环境压力小、人口红利大，为什么他们没有经历中国过去30年那样的高速增长，增速一直比较低呢？当今发达国家历史上也有过要素成本低、生态环保压力小、人口红利大的时期，为什么始终没有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经历类似中国过去30年那么高的增速？

另一个更深刻的解释是，中国等追赶型经济体实施了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这个解释当然也不无道理，而且能够解释中国和其他仍然处于低收入阶段的经济体之间的绩效差距。但是却不能解释这样的现象：当今的发达国家是市场经济的发明者，是一战前和二战后的全球化的推动者，为什么这些国家从来不曾经历中国过去30多年那样的高速增长？

所以，理解高速增长、增速放缓，需要在要素成本和制度环境等因素之外，引入新的因素，这个因素就是技术进步的方式。英美等发达经济体的发展，需要在未知世界中依靠自身试错打开知识边界，没有现成经验供他们拷贝。而后发国家在启动经济追赶进程时，有前沿国家积累的大量知识可供低成本地拷贝。这是高速增长的根本潜力所在。非洲等低收入国家之所以增速不高，是因为没有通过制度改革启动技术追赶进程；中国过去高速增长的原因在于通过制度改革启动了技术追赶进程，并使之维持了相当长的时间。而随着中国与全球技术前沿距离日益缩小，低成本拷贝的空间缩小了，所以，增速会慢下来。

新京报：下一步，中国的经济活动将面临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刘培林：日本、韩国等都经历了完整的追赶周期的几个阶段，包括起飞、高速增长平台期、增速下降再到稳定。中国也在按着这个周期走。

不过，现在有一个分歧是，中国的高速增长平台期是否已经结束？如果已经结束，未来一段时期经济增速会降到多高水平。

有的观点认为，未来15年内仍有每年增长8%的潜力，依据是中国与美国的技术差距还很大。另一种观点认为，日本等东亚经济体高速追赶平台期结束时，人均GDP水平是11000国际元，且经济结构同时发生了转折性变化：制造业占比下降，服务业比重上升；投资比重下降，消费比重上升。中国人均GDP马上就到这个临界点了；此外，中国的经济结构的转折性变化，如服务业占比超过第二产业已经出现，所以中国经济增速将逐步放缓。

两种观点都有道理，差别在于，前者以人均GDP的相对水平作为技术差距的衡量指标，而后者则以人均GDP的绝对水平作为衡量指标。同时，后者也考虑了更多的经济结构方面的因素。

我个人的观察是，目前为止的现实情况似乎更支持第二种观点，即中国经济增速将放缓，经济结构也将发生重大变化。这应该是经济增速换挡的题中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