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
后发经济体在经济发展方面遵循着“追赶周期”。在追赶的过程中,经济增长的潜力实质上是后发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的技术差距。
我国未来追赶潜力的释放节奏,将比过去高速追赶平台期的水平慢。企业必须通过推动创新和转型升级,培育在较低增速的宏观环境下生存和获利的能力,早日丢掉对政府大力度宏观刺激的幻想。
社会福利水平改善节奏会影响经济增长
新京报:你近期研究的课题之一是“追赶周期”,可否具体解释一下“追赶周期”的含义?
刘培林:经济追赶是有规律的。具体来说,成功实现经济追赶的经济体,都会经历这样一个增长速度变动的周期:一开始增速很低;之后实现经济起飞,进入为期20-30年的增速接近两位数的经济追赶的平台期;再之后,经济增长速度会逐步降低,向发达经济体收敛。这样一个增速由低到高再降低的过程,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周期形态,可以称为“追赶周期”。
说到周期,大家还会联想到其他周期形态,如为期4-5年的商业周期,为期10年左右的设备更新周期等。这些短周期在发达经济体和后发经济体都适用。后发经济体实际的追赶进程,是这些短周期和追赶周期的叠加。不过,与各种各样的短周期相比,追赶周期是长周期,决定着追赶进程的基本走势。理解了追赶周期,才能把握住追赶的基本规律。
新京报:简单讲,可以将“追赶周期”形容为发展中国家在追赶发达国家的过程中,经济增速较长时间内的变化趋势?是不是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必定经历这个周期?
刘培林:对。后发经济体在实现经济起飞之前,长期停留在低收入陷阱中,经济增速长期保持在低水平上;之后,通过政策调整和改革,摆脱低收入陷阱,实现起飞,进入高增长的平台期;当追赶空间释放得差不多了,追赶速度也就会慢下来。
不过,并非所有的后发经济体都成功地走完了这样一个追赶周期。目前只有几个东亚国家等完成了追赶周期。拉美一些国家的追赶进程就不断反复。所以,严格地说,追赶周期只是成功实现经济追赶的后发经济体所经历的轨迹。走完这个周期,需要艰苦的努力。如果在追赶周期的全过程中没有持续的改革和政策调整,将难以经历完整的追赶周期,或者是经济起飞难以冲到高速增长平台之上;或者是高速增长平台的中途跌落;再或者是高速增长平台走完之后,难以保持追赶态势,增长急剧滑坡,甚至出现收入水平的绝对倒退。
新京报:之前你在论文中也提到过,日韩是在追赶周期中比较成功的国家,拉美一些经济体的表现则较差。这里的区别和原因在哪?
刘培林:我个人感受较深的一点,是经济增长过程中政府改善社会福利水平的节奏,东亚国家明显比拉美国家掌握得好。以社会性福利支出占GDP的比重作为社会福利水平的度量指标。在东亚国家,这个指标是随着人均GDP的水平提升而相应稳步提升的;但是在巴西,这一比重在发展初期时缓慢提升,但当人均GDP达到5000国际元(一种购买力平价指标)时,人均GDP收入几乎不增长了,社会福利支出占GDP的比重却继续快速提高。
巴西之所以社会福利水平提高节奏过快,很重要的原因是,竞选者为了当选,承诺高福利,这会导致财政赤字,无法为继时,就把赤字货币化,转化为通货膨胀,下一轮竞选时承诺更高的福利。如此,陷入恶性循环,偏离了追赶周期的正常轨道。智利二战后一度也遇到过巴西同样的问题,但后来通过改革,较好地掌握了社会福利水平提升节奏,经济增长得以回复到追赶周期的正常轨道上,目前的发展态势相当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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