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增长需实施包容性发展政策
新京报:今年4月,国家发改委相关负责人回答记者关于“十三五”规划编制情况的提问时表示,希望通过努力,到“十三五”末接近甚至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引起舆论热议。
刘培林:其实大家对这个分类有些误解。2012年世界银行国别分类标准当中,高收入、上中等收入、下中等收入的下限的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分别为12615美元、4086美元和1035美元。按照这个分类标准,人均国民收入要达到7万多人民币才算跨入高收入门槛。但是,很多人把这个人均国民收入的概念和人均可支配收入混淆了,粗略地讲,前者除了包含后者之外,还包含间接税、资本报酬、资本品折旧等。
按照其他国家的经验,从跨入上中等收入行列的门槛算起,进入高收入行列所用的时间,大多是十多年。中国2010年成为上中等收入国家,推算一下差不多在2020年前后,也就是“十三五”结束时有可能进入高收入国家。此外,按照对我国未来经济增速的合理推断,结合人民币汇率升值,以及高收入门槛水平本身的调整,也可以推算出,“十三五”末中国有可能接近甚至跨过高收入门槛。
当然,未来现实可能不像上述这样简单的推算那样演进。我本人的看法是,中国离高收入门槛有多远,取决于我们的改革有多成功。扎扎实实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的各项改革,则完全有可能实现这样的目标。
推动增长需要实施包容性发展的政策,充分激发每个社会成员的活力和创造力,给予所有人以公平参与竞争的机会,并保障竞争失败者的基本生活。所以我提出应该实施创业兴国战略。创业兴国战略,是在初次分配领域形成合理收入分配关系的重要途径。因此,创业兴国战略是实现包容性发展的最重要途径。
新京报:如果推进创业兴国这一政策,我们还有哪些不足?
刘培林:创业兴国需要一套有效的制度体系和文化氛围。首先,需要鼓励创新、冒险,包容失败的社会氛围和教育理念,避免把企业家和创新者湮灭在摇篮里。同时,要保障劳动果实的安全性,让包括企业家、创新者和从事标准化劳动的人,都有充分的积极性踏上竞技场。此外,还应该搭建社会安全保障网络和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让人们敢于拼力奔跑、无惧摔倒,也让所有愿意踏上竞技场的人都具备起码的上场资格。但最重要的一点是,形成公平竞争的竞技场,打破各种垄断和进入壁垒,保持社会的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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