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勇气的精彩书写

48集电视连续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以下简称《转折》）自2014年8月8日在央视一套黄金时间开播，引起了各方的高度关注，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反响。据报道，截至8月18日，该剧的平均收视率已经达到2.06%，每天有接近6000万观众收看，创造了近两年来央视一套黄金时段电视剧最好的收视开局。人们对电视剧的关注和解读，既包含了对“扶大厦之将倾，挽狂澜于既倒”的一代伟人的深切缅怀，也汇聚了对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将带领中国“向何处去，走什么路”的热烈期望，这是对政治勇气的精彩书写！不少评论者把关注点集中在《转折》及其播出所释放的信息和所承载的意义。自然，无论对于历史的叙述还是对于作品的解读，人们总是无法脱离自己的时代和思想。但我们在探究“文本之外”的种种表征的同时，似乎也不应忽略《转折》作为电视连续剧这一文艺品种为国内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所带来的突破。

《转折》的“突破”首先在于首次将一些人物和事件以影视剧的形式表现出来。正如小平同志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和政治智慧带领中国实现由“大乱”到大治、从“文革”到改革的巨大转折，《转折》的创作者也以艺术勇气和艺术智慧实现了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的多个“第一”：第一次在影视作品里塑造了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群像，第一次在影视作品里表现了华国锋、叶剑英等粉碎“四人帮”的历史事件，第一次在影视作品里正面描述了“两个凡是”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尖锐斗争，第一次在影视作品里全面记录了开启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的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第一次在影视作品里直接再现了1976年4月5日“天安门事件”从定性到平反的曲折经历，第一次在影视作品里详细反映了为刘少奇、陶铸等平反冤假错案的艰难过程，第一次在影视作品里真实表现了内地民众大规模偷渡香港的“逃港潮”……这些人物和事件大多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但用电视连续剧的形式表现出来确实让人耳目一新。我们曾经的错误无需回避，我们经历的曲折不应回避。正如当年小平同志和他的战友们勇于正视“文革”的错误和中国的落后才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征程，《转折》实事求是地再现这段历史，正是为了让今天的人们尤其是年轻人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和必须。只有明白“文革”的危害才会深切体会改革的必要，只有了解当时的状况才能真正理解破冰的艰难，只有倾听人民的呼声才会由衷感叹小平的伟大。

《转折》的突破还在于将史与诗相融合的创新手法。1976到1984的八年时间，对于所有中国人来说都是风起云涌而又难以忘怀的。历史发生了伟大转折，中国经历了沧桑巨变。一个时代结束了，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如何在纷繁芜杂的人物、事件中突出主题，艺术表现正与邪的较量、新与旧的斗争、封闭与开放的争论、因循与改革的对立，是一个不小的考验。该剧在叙事上以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相结合，在不违背基本史实的前提下适当进行艺术虚构和艺术夸张，如通过刘鑫、曲径、曹慧等虚构人物表现坚持“两个凡是”、抵制“拨乱反正”的守旧力量及其转变。在剧情结构上将高层决策和基层民生相结合，以“双线并进”的形式展开剧情：以小平及其战友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艰难历程和重大决策为第一条叙事主线，全方位再现了这一段波澜壮阔的伟大转折。以虚构的田、夏两个普通家庭及其成员的经历为第二条叙事主线，表现了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为中国老百姓所带来的深刻影响和巨大变化。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于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拍摄影视剧比制作纪录片在某种程度上更加困难。因为题材的重大和敏感，就有了种种有形或无形的限制、成文和不成文的规定。基本的史实不能更改，领袖的业绩尽人皆知，重大的事件家喻户晓……留给艺术家发挥的空间实在有限。正如闻一多认为新格律诗创作是“戴着镣铐跳舞”，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者往往需要综合考虑多方面的因素：怎样调和政治与艺术，如何拿捏真实和虚构，怎样平衡历史与叙述，如何表现领袖和群众……上述问题都是对创作者政治敏锐性和艺术创造力的考验。拘泥史实就容易成为连续剧版的纪录片，别出机杼又可能引起不同观点者的非议。虽然将文艺作品视为“阶级斗争晴雨表”的时代早已过去，但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所包含的政治因素、所承载的宣传意义、所塑造的领袖形象、所带来的社会影响却仍然是不容忽视、需要严肃对待的。但题材的重要往往和创作的压力相伴随，创作者可能因为种种有形无形的“条条框框”而谨小慎微，不敢越“雷池”、不愿创“禁区”。在这方面，《转折》表现了实事求是的品质和勇气，进行了解放思想的探索和创新，无疑为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提供了新的思路、打开了新的空间。“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是小平同志一直坚持和倡导的，也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需要遵循和继承的。正如克罗齐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事实本身也许不会变化，但每一代人对历史的回顾、叙述和阐释都有着自己的观念和思想、诉求和关注。我们常说“文学是人学”，其实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同样是“人学”，因为创造历史的是人，书写历史的是人，需要历史的也是人。在历史和艺术之间，既需要对历史的敬畏、对真实的坚持、对证据的考证、对观众的责任，也需要对艺术的感悟、对心灵的洞察、对人性的发现、对理想的坚守。在这里面，我们的文艺家是应该也可以大有作为的。